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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对新军的统一战线活动探微
发布时间:2019-02-09

  摘要:辛亥革命前, 革命党人屡次革命失败后认识到, 不掌握武装力量, 革命很难成功。因此, 清政府的新军成为其统战的对象。革命党人采取多种统战方式, 既有思想的宣传、引领, 又有投军入伍的实际行动;既有对普通士兵的争取、控制, 又有对军官的影响、分化。在革命党人多种形式统战活动的影响下, 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新军最终成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主力军。
  
  关键词:辛亥革命; 新军; 统战;

  Revolutionists' Uniting Activities to the New Army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bstract: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revolutionists realized, after their revolution failed, that revolution was difficult to succeed without military power. Therefore, the new arm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their target to make the united front. They use multiple ways including both advertising, guiding, and joining the army. They not only tried winning soldiers' support, control but also tried affecting and polarizing the officers. With multiple ways of influence, the new army gradually became the major military power.
  
  Keyword: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new army of Qing dynasty; the united front;
  
  新军是清王朝仿效西方国家的兵制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 清王朝希望在不动摇其统治地位的前提下, 建立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体制, 依靠新军抵抗外侮, 镇压革命, 延续清朝的统治。“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 这是空想”.[1]任何国家, 如果仅是变革某一方面, 其他配套制度维持不动, 这种变革也是徒劳的。因此, 武昌起义爆发后, 除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外, 南方各省的新军纷纷转向革命, 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军, 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从一支反革命的武装转变为一支革命的武装, 其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试从革命党人对新军的统一战线活动这一视角去探讨该问题。
  
  一、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社会基础
  
  庚子战败, 辛丑条约签订, 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 改革军事制度、“编练新军”是新政的主要内容。其招募新军主体是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中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无生活来源的城市贫民。以湖北新军为例, “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2]在新疆伊犁, “新军的成员大都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3]除贫民外, 新军士兵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1903年清政府废除科举, 许多知识分子进仕无门, 纷纷选择投笔从戎。加之新军的编练主要采取西法, 学习西方的枪炮技术, 这就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如湖北招募新兵时就明确指出, “实能识字写字, 并能略通文理之人, ……始准收录”.[4]据参加武昌起义的温楚珩回忆说“秀才当兵, 已成普遍现象”.[2]武昌首义亲历者陈孝劳也在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九〇五年 (光绪三十一年) 黄陂应募入伍的, 那次募兵结果, 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 二十四个秀才。”[2]
  
  新军成员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一些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成员纷纷加入新军。湖北科学补习所不仅动员革命党人加入新军, 其领导人张难先等也先后投军。不仅如此, 一些会党领袖也参加新军, “黄申芗就是以兴国、大冶会党首领的身份加入新军的”.[5]
  
  清末军事体制的变动需要有文化的指挥人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清政府派出大量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和日本学习军事, 并在国内各省设立武备学堂。留学生们在国外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军事装备的先进,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下, 逐渐“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 必先推倒清室, 因而纷纷加入同盟会”.[6]1905年, 同盟会在日本成立, 初期只在留日士官生中发展会员。仅第四、五、六期330名留日学生中, 就有100多人参加同盟会。那些没有参加同盟会的, 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倾向于革命。这些陆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 便被清政府派到各省新军担任上级军官。他们在新军中有很强的号召力, “在后来的历史变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7]
  
  还有一部分新军将领来源于武备学堂的学生。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底层, 对地主、乡绅的压迫心怀不满, 具有自发的反抗意识。同时他们也目睹了清政府对外战争中屡次失败和革命党为推翻清朝统治的数次起义, 加之学堂中革命党人的宣传, 很多学生倾向于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部分学生秘密参加革命团体, “在杭州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员, 主要是武备学生”.[6]朱德早年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 据他回忆, 讲武堂的教官很多都参加了同盟会, 并且学生中也有同盟会组织, 平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发动武装起义。
  
  总之, 无论军官还是士兵, 对自身遭受的压迫、军中仕途梦的破灭怀有不满情绪。作为军人, 他们对清政府战败求和、割地赔款有强烈的民族羞辱感, 对外国侵略有强烈的自发反抗意识。他们希望改变现状, 实现国家富强, 这种革命的愿望成为其日后革命行动的先导。加之新军中革命力量的宣传、发动、引领, 使得军中革命思想弥漫, 革命情绪渐趋高涨, 为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参加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

  
  二、革命党人统战新军的活动
  
  (一) 革命党人对统战新军活动的认识
  
  革命开展初期,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多依靠会党, 对会党的地位评价较高。然而, 革命党联络会党举行数次武装起义, 但均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 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时至近代, 政府武力虽不足恃, 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乌合之众扑之, 未必能制胜者也”.[6]1904年春, 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在武昌相聚, 谈论革命方略, 一致认为会党“难于约束, 屡次联络会党起事, 都没有得到结果”.[5]而“暗杀又为个人举动, 不足以摇撼全局”.[7]这两种方式均不足取, 其失败也历历可见。经过研究, 参会者“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 不轻率发难”.[7]从河口起义以后, 革命党人逐渐把重心转移到运动新军上, 决定“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来“更换新军头脑, 开通士子知识”.[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各省革命团体把革命视角转到运动新军上, 把运动新军作为革命的第一要务。
  
  (二) 革命党人对新军统战的方式
  
  1. 利用报刊图书, 宣传革命主张, 营造革命氛围, 转变思想认识
  
  第一, 创办革命报刊, 进行革命宣传。在革命意识的宣传上, 报刊是革命宣传的阵地。在武昌, 一些革命党人自办报纸揭露政府, 传播革命思想, 且办报韧劲十足, 一个报纸被清廷查封后, 立即更换地点、名称继续出版。如詹大悲主办《商务报》因宣传革命被查封后, 更名为《大江白话报》出版, 《大江白话报》被勒令停办后, 又改名为《大江报》继续出版。有的革命党人还亲自担任报纸主笔, 如湖北日知会员担任《楚报》主笔“纵论鄂省政治, 不避嫌忌”“特伦颇激昂”.[8]
  
  为了使报纸在新军士兵中得到更广泛地传播, 革命党人把报刊作为新军士兵的喉舌, 站在士兵的立场反映其疾苦, 如:湖北革命党人发现新军士兵对军中长期存在的军官欺压士兵、克扣军饷问题反映强烈, 就在《大江报》上对克扣军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另外, 对军中士兵受压迫情况, 该报也不遗余力加以报道。军官们对此报愤恨之极, “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 志向益坚”.[6]使《大江报》在士兵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享有很高的声誉, “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 户限为穿”.[6]在广西, 革命党人创办的《南风报》, 以“宣传排清, 鼓吹革命”为宗旨, 对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两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详细介绍, 激发了新军士兵的反清情绪。“总而言之, 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起来的, 这是一般公认的事实。”[9]
  
  第二, 秘密散发革命书册, 培养新军革命意识。湖北革命党人把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及各种书册, 设法运到国内各省讲武堂和新军中, 起初在学生中售卖、传阅, 随着讲武堂学生毕业走向新军, 这些革命册子在新军中流传开来, 由于很多士兵识字, 读后对革命的认识自然增加。日知会在黄州设立秘密印刷所, 大量翻印《革命军》等书刊, 这些书刊被秘密送到学生和士兵手中, 使得“吾鄂各学堂, 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 人人秘手一册, 递相传播, 皆欲奋起”.[10]在革命书刊的影响下, 新军士兵的思想言论渐趋革命化。在云南, 《民报》《天讨》《南风报》等革命书刊在讲武堂学生中也是争相传阅, 谈论之时, 群情激昂。在广东, 革命党人则把革命宣传册子辗转香港印刷, 然后带回内地, “散布军队中, 以广宣传, 新军兵士大都通文字, 感化最易, 一二月间收效至巨”.[11]这些做法提升了新军士兵的革命主动性。如驻守南京的第九镇新军, “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 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 谁要不剪, 就被骂作‘豚尾奴’”.[6]在其他省份的新军中也出现了这种革命倾向。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我们知道欲抵抗日本及其他列强, 必须推翻清廷统治, 希望新的汉族政府早日实现。”
  
  第三, 定期集会演讲, 宣传革命理论。一些革命团体选择固定地方利用休息日公开演讲, 如湖北的日知会, 每星期日举行演讲会, 听众中有很多新军士兵和学生, 讲演者慷慨激昂, 声泪俱下的话语使新军士兵因“咸为感悚”, “多醉心革命, 执守不惑矣”.[12]一些新军军官听了演讲会后深为感动, “咸思为民族光荣, 为国家求生存”.[13]在广州, 革命党每周日在白云山附近演讲, 一些新军被邀请过去“演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山东黄海之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王入粤等惨痛史实”.[14]
  
  这种激昂涕下的史实陈述, 在士兵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 常常把新军们感动的抱头痛哭。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第四, 利用科技媒介, 提升宣传效果。武昌地区革命党人购买幻灯片, 在武汉各处放映, 中间加以演讲, 来观看的新军士兵非常多。这种新形式对于激发士兵的革命思潮效果显着。
  
  2.“深入虎穴”、投军入伍, 培育革命力量
  
  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 革命党初步认识到, 革命不能依靠会党。1904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商谈革命方略时, 提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 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7]此后, 湖北革命党人陆续投营为兵, “胡瑛、张难先投工程营为兵, ……刘静庵则早已在马队营入伍矣”.[15]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在1909年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为兵, 副总指挥王宪章在第八镇第三十标当兵。“莘莘学子”变成了“桓桓武夫”, 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在革命党人努力下, 云南新军十九镇“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16]在江苏, 革命党人赵声就任南洋陆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标统后, 提拔革命党人柏文蔚等人为管带, 使新军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手中。在日常训练和演习时, 赵声经常向士兵宣讲历史, 激发士兵斗志, 他这种“内而与士兵讲演, 外而与富有革命者联络”的做法, 使革命思想深入到每个士兵的头脑中, 他的追随者有二万余人。在当时, 甚至出现前赴后继屡次投军现象。如振武学社的杨王鹏先投湖南新军五十标, 因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被革除后, 又投湖北新军四十一标继续从事统战新军的工作。广东新军倪映典先后在南京、安徽、广东三地加入新军, 从事革命活动。这些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专争取同伍的人, 埋头苦干, 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 全体运动成熟。”[17]
  
  另外, 他们采取“引进来, 挤出去”的方法, 把革命党人引入新军, 担任领导职务, 把新军中的顽固分子想方设法排挤离开, 从而达到掌握新军的目的。武昌起义前, 南方一些省份的新军领导权已经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如江西新军第五十四标共有三营:一营管带董福开, 第二营管带李烈钧, 第三营管带欧阳武都是同盟会员, 江西新军几乎都被革命党人所掌握。
  
  3. 吸纳士兵加入革命团体, 掌控新军力量
  
  各革命团体大量吸纳新军加入。在湖北, 共进会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新军的工作, 1910年把本部迁到武昌, 在孙武的领导下, 深入开展新军运动工作。“只有运动军队, 把清军一队一队, 一营一营, 一标一标争取过来, 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10]在他的领导下, 到1911年初, 参加共进会的新军士兵达到千人, 且分布新军各兵种。文学社在新军军营附近设立联络站, 运动新军士兵加入该社。“成立仅月余, 声势几达于湖北全军。”[18]
  
  在浙江, 光复会的领导人秋瑾亲自做运动新军的工作, 在浙江督练公所、武备学堂、新军第二标发展光复会员。在贵州, 自治学社“决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 他们利用各种关系, 发展新军加入该社。在其他省份, 也出现了吸收新军士兵加入的革命团体和组织。如广西的《军事指挥社》、陕西的《武学研究社》等。
  
  以湖北为例, 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一万五千人, 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三千人, 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 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 其余都是动摇不定的”.[2]可见, 新军中绝大多数都希望革命、赞同革命, 几乎到了一呼百应的程度。不仅湖北, 全国各地新军也是类似情况。如河北滦州新军第二十镇, “各营士兵, 什九均已加入铁学会”.[19]
  
  总的来说, 经过革命党人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至辛亥革命前夕, 新军已基本上由一支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一支革命的武装。事实上, 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 除河南外, 全国其他各省的独立起义都是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取得成功的, 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推翻满清政府的主要力量。在辛亥革命中, 全国24.1万新军, 其中9.5万名站到了革命一边。“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 军队是最现代和最具有内聚力的典型, 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 到头来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20]
  
  武昌首义后, “各省响应, 皆煽动军队”.[21]正是由于革命党人有组织、多形式的统战活动, 及理论上的宣传, 行动上的引导把新军心中的不满升华为革命行动。1911年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 继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这支清王朝编练的新式陆军成为了自己的颠覆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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