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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亶治水思想的主要内容与评价
发布时间:2020-03-04

  摘    要: 郏亶是北宋着名的水利学家,曾长期致力于太湖诸水系的研究。他总结吴越钱氏高低乡兼利的治水经验,结合宋初浙西水利失序的实际,提出了高低分治,“治水先治田”,统筹规划、整体治理的治水思想,并在熙宁变法时期付诸实践。他的治水思想在实践过程中虽然遭到挫败,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北宋; 郏亶; 浙西水利; 治水思想;

  Abstract: Jia Dan was a famous water conservancy exper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o had long been committed to the study of water systems of Taihu Lake. He summed up the Qian's water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Wuyue region,which benefited towns both in the high land and the low land. Considering the re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disorder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n western Zhejiang, he proposed his water management ideas of “separating high and low lands”, “harnessing fields before controlling waters”, overall planning and overall control,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during the Xining Reform Period. Although his idea of water control was frustrated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 Northern Song Dynasty; Jia Dan; Western Zhejiang Water Conservancy; The Thought of Managing Floods;

  郏亶(1038~1103),字正夫,苏州昆山县太仓(今江苏昆山)人,北宋时期着名的水利学家。郏亶自幼勤奋好学,嘉佑二年(1057)科举中第,授睦州团练推官,知杭州于潜县,然他并未赴任做官,而是返回家乡实地勘察浙西地区的田地、河流状况,精心研究前代治水学说,着《吴门水利书》四卷。郏亶在书中提出了独特的治水思想,并在熙宁变法时期付诸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

  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情况,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史、水利史的重要研究课题1。近年来王建革、谢湜从环境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等角度详细讨论了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水环境变化、圩田体制的演变、耕作制度与农业景观等重要问题2。这些研究论着虽然对郏亶的治水思想略有涉及,但大多浅尝辄止,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鉴于学术界尚未有专文对郏亶的治水思想及其贡献进行研究3,笔者不揣浅陋,拟对郏氏的治水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郏亶治水思想的形成背景

  太平兴国三年(978)钱氏纳土,浙西4开始归宋王朝统一管辖,随着经济开发力度的增强,治水与治田、筑堤与漕运、灌溉与泄洪、拒潮与排涝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浙西有序的水利秩序逐渐解体。地方官府难以付出如吴越时期那样大的代价来维护塘浦圩田体系,逐渐减少了对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浙西地区完备的水利格局走向崩溃。如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所说:

  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1](P3439—3440)

  范仲淹认为北宋统一之后,开始放弃对水利的关注,撩浅军废弃,乡村共同体失效,最终导致完整的水利秩序走向解体。
 


 

  北宋接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浙西之后,东南税赋对京师的作用日益凸显,以漕粮、纲运为重心的“转运使”取代了营田与水利兼治的“都水营田使”,治水与治田再度相分离。吴越时期的撩浅、养护制度废弛,开江营废置无常,且偏重漕路维护,最终导致高低兼利的塘浦圩田体系解体。端拱年间(988~989),宋廷将江南漕运的地位凌驾于治水之上,尽失水利古制,废置治水专官[2]。为图漕运之便,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3](P278),圩田、堰闸、塘浦三位一体的水利格局几乎被摧毁殆尽。朝廷重赋税轻浚河、重漕运轻水利的治水方针,导致浙西水利难以实现统筹规划。正因如此,太湖东部入水河道屡浚屡淤,多为应灾之策,难有长久之计。如后世治水者所言:

  (吴地)擅三江、五湖之利,是利也,修则得之,不修则失之。……吴越钱氏始究理治水事,置都水营田使,募撩浅卒。迨宋天禧间,江淮发运使张纶疏五湖,导太湖入海。乾兴之积水害稼,遣职方郎中杨及督发郡兵疏导。天圣之水坏湖、塘、海、渠,诏运使徐奭、赵贺筑堤桥,浚积潦赴海。景佑则郡守范仲淹;宝元则转运叶清臣;庆历则通判李禹卿;至和则主簿丘与权;嘉佑则运使沈立;熙宁则编校雍元直;或疏陈濬治,或创议修筑,或奉诏经理。然皆一时相度,以袪民患,未有定论长策。[4](P43—47)

  碍于治水成本与水利协调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虽屡有兴作,然仅停留在应急治水层面,未有长远之策。部分治水官员虽认识到水旱灾害的严重性,力图重建水利秩序,然在积涝成灾时只能“择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数条,以决水,其余差小者,更不浚治”[5](P255b),虽费国财数万贯石,而终无长计,数年复潦塞。

  二、郏亶治水思想的主要内容

  11世纪中叶是浙西水利失序,水患频发的时代,也是治水议论纷起,治水思想阐发的时代。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颁布“农田水利法”,派使巡察农田水利,诏吏民陈兴利除弊之策。“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6](P4167)。郏亶感觉一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便将多年研究太湖水利的心得形成文字。先后上《苏州治水六失六得》和《治田利害七论》两文,共一万两千余言,系统阐述了他统筹治理浙西水利的思想。

  (一)因地制宜、高低分治

  郏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因地制宜、高低分治的治水方略。太湖地区因独特的地质特征,加上泥沙沉积、海潮顶托等作用,在环太湖平原的江阴、常熟、太仓、嘉定一线形成了滨岸沙冈。滨岸高地(冈身)因长江和泥沙的不断堆积,而沿海滨(东)方向不断延伸,形成了滨海高仰之地[7]。限于地貌、人口以及水利技术等原因,浙西地区的开发整体上呈现为西部高地—东部冈身—低地平原的开发序列。这种开发过程与唐宋时期的水利工程分布相吻合,体现了先旱田后水田的开发顺序[8]。《云间志》中有关于冈身地区农业开发的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艺菽麦。”[9](P44—45)可见最迟在北宋,冈身地带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种植。然冈身地区多为高地,灌溉是农业开发的首要条件,关于此,朱长文曾言:“新洋江,在昆山县界。本有故道,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也。”[10](P50)其实在数百里冈身地带,仅靠潮汐和新洋江无法满足灌溉需求。郏亶对此有详细的水论:

  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堽身。堽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彻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夫南北其塘,则谓之横沥,东西其塘,则谓之堽门、堰门、斗门者。是古者堰水于堽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堽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入横沥,所以分其流也。[3](P264—265)

  郏亶认为高乡的灌溉应该更多的依赖横沥等南北向的大塘,从大塘引出东西之向的众多小塘,南北大塘与东西小塘交错,从而形成高乡的灌溉水网。大塘与小塘之间依靠冈门、斗门来沟通水流,平衡水势,最终实现高乡灌溉与排水的协调发展。而绵延起伏的自然冈身线,在客观上则成了塘浦、河渠的堤岸,起到了保护水田的功能。

  太湖东部、北部除有些许低山丘点缀之外,皆为河湖平原。古太湖有“周三万六千顷”[11](P38)之称,号为震泽,又名具区。因长时间的泥沙淤积和地质沉降,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湖、溪泾交错的沼泽[12]。汉代以降,在屯田、营田体制的带动下,太湖平原的水利设施逐渐得到兴修。南朝梁时期海虞县改名常熟,一定程度和太湖流域的水利开发密切相关[13](P111a)。“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赖于江南税赋,为了保障农业开发,太湖东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兴修塘路,塘路的兴建,为低乡的围垦拓植提供了保障[14](P4129)。易代之际,太湖东部河渠、港浦大多淤塞,“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15],低乡圩田长期面临洪涝的威胁。景佑年间范仲淹知苏州府,提出了筑堤、浚河、置闸相统一的方针,试图解决低乡地区的水利弊病,然而最终未能如愿[16](P39—41)。熙宁时期,郏亶认为根治低田水患,还是要效仿吴越时期“高圩狭水”的一劳永逸之术。对此他亦有详细论述:

  若夫水田之遗迹,即今昆山之南,向所谓下驾、小虞等浦者,皆决水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旧迹,阔者二十余丈,狭者十余丈;又有横塘,以贯其中而棋布之。是古者既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为横塘以分其势。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有圩田之象焉。故水虽大,而不能为田之害,必归于江海而后已。以是推之,则一州之田可知矣。[3](P265)

  郏亶认为低乡的水利治理重在筑圩与排水,只有通过高筑圩岸、深浚塘浦才能保证水田之利。五里、七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为一横塘,纵横有序,形成星罗棋布的圩田之象,纵浦、横塘之间,高筑圩岸,太湖之水通流塘浦之间而不能为田之害。这样既得水田之利又可绝太湖洪水之害,可谓一举两得。

  高乡横沥、冈门以及潮汐灌溉等水利系统与低乡纵浦、横塘为主的圩田水利体系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实现治水与治田的兼利呢?郏亶认为高地、圩田之间虽有自然冈身分割,然而港浦、泾浜之间自成体系,在冈身与圩田交界之地设置堰闸、斗垾,旱时关闭以蓄水灌溉,涝时开启以排泄积水。据《吴郡志》所载:

  堽以已东,塘、浜、门、沥共三十三条。南北者各长一百余里,接连大。并当浚治以灌溉髙田。东西者,横贯三重堽身之田,而西通诸湖。若深浚之,大者则置闸、□门,或置堰,而下为水函。遇大旱,则可以车畎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则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减低田之水势。[3](P275—276)

  郏亶认为可以循古人之迹治田,重新修复太湖东北、东南冈身地区分级控制的闸堰,这样可以因地制宜,高低分治,恢复吴越时期塘浦纵横、圩岸深阔、蓄泄兼顾的圩田体制,实现高低乡分治下的兼利。这种因地制宜、高低分治的水利开发思想,为解决治水与治田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

  (二)治水先治田

  郏亶在《水利书》中一再强调,“治田为先,决水为后”是浙西水利治理的关键,因此被后世称为治田派。郏亶“治水先治田”的水利思想并非单纯浚河、治圩,而是在自然水利生态的基础上,追求圩田、浚河、置闸三合一的整体水利设计。[17]其根本目的在于构建整个太湖地区良性循环的塘浦圩田体系。他在论述苏州水利时说:“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18](P727b)然而以苏州为主的太湖东部地区,地形低洼,河湖众多,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受到限制,如何变水为田,实现农田赋税之利,一直是水利学家孜孜不懈的追求。《梦溪笔谈》中记载:“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19](P136—137)可见,陆途、堤岸等是低乡水田垦殖的屏障,开凿塘河,修筑塘路,可以促进低乡农业的开发。郏亶认为,塘河、塘路的兴建虽可便利水路交通,然带来的水田开发效益有限。“塘虽设而水行于堤两旁,何益于治田?故徒有通往来,御风涛之小功,而无卫民田、去水害之大效。”[3](P263)他认为只有本着“治水先治田”的精神,实现圩岸与河岸的共同高筑,才可汇水于江,泄水入海,保证治水与治田的兼利。

  宋初地方官府或水利学家每欲有兴工于浙西,则横议频发,治水活动多受阻碍。朝廷横议之人多认为太湖东部本为江海陂湖之地,自当吐纳上游数州之水;低乡圩田是导致太湖之水无法畅泄的根源。郏亶认为这种只顾决水而不知治田的言论最为迂阔。其言:

  假使变湖为田,增十七八万石为三十四五万,乃国之利,何过之有?苏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昆山有阳城湖,长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阔各不过十余里。其余若昆山之所谓邪塘、大泗、黄渎、夷亭、髙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鳗□等瀼……皆积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二三尺。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俗谓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遗址在焉……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废之耳。[3](P263—264)

  郏亶认为苏州之地虽低洼,但是在吴越时期曾有大面积圩田,水下仍有古岸、民家之遗迹,只因宋初水利不治,才废良田为浅水。假若能高筑圩岸,恢复塘浦系统,既可保证低田排水,防止积涝成灾又可获田赋之利。所以只言决水不知治田的水利观念,违背了以治田为本的治水精神,只能取一时之利,不可去百世之害。

  郏亶在所上《治田利害七论》中批判以治水为中心的水利学说,明确提出“治田为先,决水为后”的水利思想。郏亶言:“自来议者只知决水,不知治田。盖治田者本也,本当在先。决水者末也,末当在后。今乃不治其本,而但决其末。故自景佑以来,上至朝廷之缙绅,下至农田之匹夫,谋议擘画三四十年,而苏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3](P270)从这段材料中可以发现,水利秩序破坏之后,治水与治田相分离,为解决积水之患,单纯的浚河、决水成为太湖治理的主要方式。郏亶来两浙相度水利,试图运用治水先治田水利方案彻底解决低乡水患,其言:“乞以治田为先,决水为后。田既先成,水亦从而可决。不过五年,而苏州之水患息矣。”[18](P731b)据郏亶的设计,大致循古人之迹,行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之法,开浦、浚河、置闸无不以治田为先,决水为后,如此则圩田可成,积水可去,苏州水患可解。郏亶“治水先治田”的水利思想,符合熙宁变法时期谋求田赋之利的政治需求,也为修复塘浦圩田体系提供了有效理论基础。

  (三)统筹规划、整体治理

  北宋中期以后,朝廷重赋税轻浚河、重漕运轻水利的治水方针,导致浙西水利难以实现统筹规划。景佑时范仲淹治苏,欲开浚五河,论者多沮之,又欲治理盘龙汇,最终也未能兴作。宝元二年(1039),叶清臣为两浙路转运使,“豪右田据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诉”[1](P2173),他再次请求朝廷疏浚盘龙汇,导水入海,然最终其所浚之处尽为出水河道的中下游,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治水与治田的矛盾。可见不顾区域水利统筹的权宜治水,很难获得长久之利。其实在赋税利益与水利治理相冲突的情况下,统筹规划、整体治理的治水理念很难得到官方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接受[20]。有鉴于此,郏亶提出了整体规划、统筹治理的治水思想。

  统筹太湖地区的水利建设,不仅要处理好高低乡之间的治水差异,而且还必须协调好不同“水利单位”5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水利失序的背景之下,低乡地区积水之患严重,乡村聚落逐渐向高乡亦或是圩岸靠拢。因租户与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水利单位之间负担不均等矛盾,整体治理难以推行。郏亶在分析圩田体系崩溃时,曾详细论述了统筹治理难以为继的原因:

  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旁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3](P269)

  可见,实践统筹规划、整体治理的治水思想,需要处理好高低乡之间以及不同水利聚落之间复杂的利益纠纷,兴建水利,要努力维持贫富、公私之间的劳役平衡。对此,郏亶在水利书中提出了“兴役顺贫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惠”[3](P264)的统筹治理方案。在兴修水利工程时,放弃原本灾年之后兴修水利的姑息之策,采用常疏常浚的统筹方针,真正实现高乡与低乡,治水与治田的相统一,实现浙西水利的整体治理。

  三、郏亶治水思想的评价

  郏亶托古改制,勾画的纵横交错的网状化水利格局,虽被奉为浙西水利治理的最高理想,然在高低乡的治水过程中从未得到普及。北宋元佑年间,水利学家单锷更关注太湖的入水和出水问题,主张先治水后治田。他曾批评郏亶治田为先、决水为后的治水方案:“尝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垒成围岸。夫水行于地中,未能泄积水,而先成田围以狭水道,当春夏湍流浩急之时,则水常涌行于田围之上,非止坏田围,且淹浸庐舍矣。此不智之甚也。”[21](P6)显然,单锷认为郏亶的治水方案没有抓住太湖积水不泄这一要害,以治田为先的方案为不智之举,断难成功。北宋晚期较有影响力的水利学家当属政和年间的赵霖,他的水利思想以置闸为主,兼顾筑圩与浚河,用意在于利用技术之法实现太湖水利的永益。南宋龚明之曾说:“霖所建明,与郏正夫差异,霖专主置闸之说,正夫则属意于开纵浦横塘,使水趋于江而已。”[22](P15)赵霖的治水重点在于利用闸门来调节水势,实现横塘、纵浦的畅流,置闸在开浦之后,可以加强开浦、浚河的后期管理,实现长久之效。

  南宋建都杭州,太湖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大面积的围湖、围河造田加重了低乡的水涝灾害,治理盲目围垦,排积涝、泄淫水成为浙西水利的首要任务。乾道六年(1170),监进奏院李结上《治田三议》,其言:

  古人治塘浦阔深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非专为决积水……若知决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濬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旧,前功尽弃。为今之务,莫若专务治田。[23](P6153)

  李结的治水方法显然深受郏亶治田为先、决水为后思想的影响。李结一方面要保证浙西的营田、租佃之赋不能减少,另一方面还要得到地方围垦豪强的支持,所以其强调的治水先治田之法,只不过是一种为求功利的权宜之计。景定二年(1261),吴县尉摄华亭县事黄震在《代平江府回马裕催泄水书》中论述其治水方案,“昆山、常熟以东之横塘,设堽门、斗门闭髙地之水,以自溉髙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趋内,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髙仰如此,若中间地卑,水聚不能以时入海,则又设为塘浦焉。”[24](P800)黄震的水论显然以郏亶讲求高低兼治的塘浦圩田体系为宗。然南宋浙西水利失修之势已经积重难返,围田之害已经无法根除,水利统筹之策再难得到青睐。南宋官方的水利经营一直徘徊于治水与治田之间,开浦浚河与治理围田的矛盾并行,李结、黄震希望审时度势局部改良,实践郏亶的治水思想,然终究未能找到治水与围田利益的制衡点。郏亶高低分治、整体规划的治水思想只能作为理想为后世所追念。

  四、结论

  郏亶的治水实践虽然昙花一现,但他的《水利书》对后世治理太湖水利影响深远。作为统太湖水利思想的第一位提出者,其治水方案多为后世太湖地区的方志及专门的水利书籍所征引,有“自宋以后,凡言江南水利者,多祖郏氏”之说。

  清初,浙江平湖人陆陇其在评价北宋水利学家郏亶与单锷的治水思想时说:“郏亶之论,可以防一时之害;单锷之书,可以规百世之利。急则宜从亶,而缓则宜从锷。”[25](P431)此说带有明显的泥今忘古色彩。明清之际,太湖流域东部早已失去北宋初年的水流生态,吴淞江已经大面积淤塞,太湖改由黄埔江入海。浚河以排泄低田积水,防治洪涝成为治水的重点,所以陆氏会觉得郏亶之论不如单锷之论更有利于太湖治水。北宋初年太湖地区进一步开发,水流生态环境迅速变化,郏亶力图托古改制,谋求统筹协调整个浙西地区的水利治理,这一思想虽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是他却忽视了水流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一味追求古制,最终导致治水实践的挫败。笔者认为,郏亶高低乡兼治的水利统筹规划,立足于全局的治水思想,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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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按:《旧唐书》记载于頔任苏州刺史,致力于水利建设,修筑太湖东南部堤塘,疏浚沟渎,保障农业生产。又卢熊.洪武苏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91.书中所载,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即是吴江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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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清)凌扬藻.蠡勺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注释

  1参见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汪家纶,张芳编着《中国农田水利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日)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
  2参见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3关于郏亶以及郏亶治水的研究,有几篇简单的介绍性文章。如:汪家伦《郏亶和他的水利书》,载《中国水利》1983年第4期;汪宝树《郏亶终生治太湖》,载《水利天地》1991年第4期;华红安《北宋水利学家郏亶》,载《水利天地》2008年第10期。
  4“浙西”在今天并非一个沿革意义的行政、地理概念,却是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概念。东汉顺帝永建四年,以钱塘江为界,分为会稽郡、吴郡,此为分江置两浙的开始。唐德宗贞元四年,浙江西道领润、常、苏、杭、湖、睦六州,此后“浙西”之地基本不再超出这六州范围,一个辖区固定的“浙西”概念自此诞生。北宋太宗至道三年,设置两浙路,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屡次分合。建炎南渡,复分两浙路为东、西二路。本文浙西所指即宋代两浙西路所辖之杭州、苏州、润州、严州、湖州、常州、秀州、江阴军。
  5“水利单位”是指以塘浦、泾浜为中心的社会单元,它们的界限不再是以编户齐民单位的都、区、里、甲,而是自然的河道与圩岸,单个的自然圩即可以形成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社会聚合体。水利单位即为有别于国家权力下行政区划单位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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