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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竹政制度的发展变迁探析
发布时间:2020-03-04

  摘    要: 唐宋之际的竹政制度可分为竹木资源的管控与竹税的征收两大部分。对竹木的管理在宋以前一直以司竹监为主要载体;至宋代,朝廷为加强资源的管理调配,对竹材的抽税转运设计了竹木务制度,又以“监”的形式采取行政手段管控司竹监辖区的竹木产出,企图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各环节建立起国家行政控制下的竹木管理体系。但实际运作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又使得制度设计多有变动,难以贯彻,朝廷逐步丧失了对竹木资源的管控。元代正式废止了司竹监,又以货币竹税完全取代了实物税,标志着竹木资源正式摆脱了朝廷的支配,完成了商品化的蜕变。

  关键词: 竹政制度; 司竹监; 竹木务; 竹税;

  Abstract: The system of bamboo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the management and tax collection.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the management of bamboos was mainly conducted by Sizhujian. In the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allocation of bamboo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designed a bamboo business system for the tax-drawing and transshipment of bamboos, and monopolized the output of bamboos in the bamboos' supervisory area in the form of “Jian”,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monopoly management mode for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ale. However, many problems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made the system design more changeable and difficult to implement, so the state gradually lost the control of bamboo resources. In the Yuan Dynasty, Sizhujian was formally abolished and the tax was completely replaced by the currency bamboo tax, which symbolized that the bamboo resources were officially free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Keyword: bamboo administration system; Sizhujian; bamboo business system; bamboo tax;

  唐宋之际,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造就了古代商品经济的一大高峰。竹子作为古代重要经济作物,朝廷对其的管理在这一时期也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往学界对此不甚关注,只以简单的“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加以笼统概述,近来虽有学者针对唐代的竹产业以及宋代的司竹监、竹木税等做了专门性的考察1,但仍以静态化的剖面视角阐析其运作机制,缺乏制度演变发展的动态分析。进一步反思可发现:单纯针对具体竹产业、竹木税等对象的考察似乎并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整个时代对竹木资源的管理状况,故而笔者试图效仿历代马政、盐政等制度概念,将其总结定义为“竹政制度”,其主要内容为朝廷对官用竹木资源的培植、征集调配以及使用等方式的管理制度,涉及到国家对竹木资源的管控政策和竹木产业所带来的竹税征收两大部分2。通过细察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关于这一时期对竹木资源的管控以及竹税征收的运作流程,往往与诸多要素紧密相连,其演变发展亦是社会经济面貌的重要体现。本文将重点梳理考证唐宋时期竹政制度的发展变迁过程,进而一窥古代商品经济与制度流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官民分治———竹政制度的初步形成

  历史上北方地区的竹林产区主要为关中的渭南和河内、河南一带。早在秦汉时期,这些地区的竹林资源便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财富,被视作“渭川千亩竹,皆与千户侯等”。汉代设置了司竹长作为管理官竹园的长官,这一制度延续至唐代。《唐六典》载:“汉官有司竹长、丞。魏、晋淇园、河内竹各置司守之官,江左省。后魏有司竹都尉,北齐、后周并阙。隋有司竹监及丞,皇朝因之,在京兆鄠、盩厔,怀州河内县。”[1](P529)有唐一代,对官竹园极为重视,在职官配备上,设置了相当完善的官吏体系:“监一人,正七品下。副监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十人,掌固四人。司竹监掌植养园竹。副监为之贰。岁终,以竹功之多少为考课。”[2](P1887)并且规定了较为明确的职能:“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须帘笼筐箧之属,命人工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供尚食。岁终,以竹功之多寡为考课。”[1](P529)何安顺在评价唐代的司竹监时认为:“司竹监的建立和完善是唐宋变革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变革是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繁荣的竹产业经济,同时这样的变革又促进了竹产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度与政策的调整在动态中是彼此寻求适应的。”[3]并认为司竹监作为一个制度性变革是因为“唐代司竹监细分的机构和官职,并有严格的官职等级……这样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管理体系,对竹产业来说是破天荒的一个举措”[3]。但此处评价显然过于夸大了承自汉代以来的官竹园管理官职的作用。唐代继承汉魏以来的司竹监负责管理关中、河内的官竹园,仅是为保证官竹园对朝廷竹材需求的正常供给,而据《通典》所载司竹监属司农卿,可以认为唐代对竹林资源的管理,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以农为本的国策支持下,国家对其增设官吏加以管理对农业生产重视的体现,至少在官竹园层面并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与竹产业之间的联系。
 

唐宋时期竹政制度的发展变迁探析
 

  真正能够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竹产业繁荣状况的应是民间层面私家竹园的广泛出现。在唐以前,主要竹林往往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而被官府所垄断。故而在唐以前的竹林分布记载中,很少出现民间性质的竹林,却时常可以看到淇园、鄠杜司竹园等大型国有的竹园事迹3。而至唐代,私人性质的竹园记载才多有出现。首先是社会上层贵族士大夫的庄园之中,广植竹木蔚然成风。例如盩厔县有太子家田:“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囿,皆募其佣艺之。”[4](P3368)元稹有诗云:“若到庄前竹园下,殷勤为绕故山流。”[2,5](P4584)又云:“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2](P4889)可见竹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贵族庄园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下层百姓亦开始出现植竹营生致富的事例:《旧唐书》载王方翼“尚幼,乃与佣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弃,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2](P4802);殷尧藩秀才“不惜杖头之费栽竹买书”[6](卷4)。这样的私人植竹产业此时并不为官府所限制,产出竹材可直接流入市场之中,创造丰厚的利润,“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7](P28)。可见当时民间竹木经济的繁荣景象。前辈学者对唐代竹园的管理模式,总结概括为“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8],认为出现了官、民分治现象,但关于办课输税则仍有须进一步考证的地方。

  首先就唐代竹园而言,确实出现了民间的私家竹园,官府对这一类的竹园竹料并未简单地以收取的方式竹税加以控制,实际上对早期的民间竹园官府可能并未投入太多的关注度,才导致了民间竹园的肆意扩张,人们纷纷得以植竹致富。但是在面临大型工程需要大量的竹料时,官府也往往会因地制宜地征集地方竹材加以补充,《唐六典》载:

  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则蒲津;大阳;盟津,一名河阳。洛则孝义也。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也。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桥;中渭桥;东渭桥。此举京都之冲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河阳桥所须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役工匠预支造,宣、洪二州各大索二十条,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条。大阳、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监给竹,令津家、水手自造。其供桥杂匠,料须多少,预申所司,其匠先配近桥人充。浮桥脚船,皆预备半副;自余调度,预备一副。河阳桥船于潭、洪二州造送;大阳、蒲津桥于岚、石、隰、胜、慈等州采木,送桥所造。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阳桥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蒲津桥一十五人。孝义桥所须竹索,取河阳桥退者以充。[1](P226)

  北方的几座大型桥梁皆由国家负责修理维护。其中:河阳桥所需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工匠预先制作;而大阳、蒲津桥所需竹索则令司竹监供给竹料。此处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国家对地方和官方竹园都有征竹的需求,只是区别在于河阳桥由宣、洪、常三州工匠负责制作,官府仅是规定了各地的征收竹索的数量,类似于今天政府进行的招标外包项目,实际并不直接由官府征调民间竹园的竹材。大阳、蒲津桥虽是全由司竹监供给竹材,但开元年间曾对蒲津桥进行重修,张说有文曰:“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如础如臼,如堆如阜,或摐或掍,或磨或切: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罄不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9](P1005)这反映了开元以前在该桥梁的维护上,竹料几乎全仰赖于渭南的司竹园之竹所造成的窘境。在大型公共事务体系中,民间的竹料虽未取得官方竹园的主导地位,却已经对地方桥梁等工程建设起到了补充作用,因此对于竹料的征收而言,此时应是以官竹为主,以民竹为辅的格局。

  至于对民间的竹料贸易进行征税,一直要到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才开始针对竹和茶征什一税,所谓“竹木茶漆尽税,肇于此”[10](P1591)。据《旧唐书》所载,征税的目的是:“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2](P335),“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11](P1353)。实际上可能是因民间竹木产业与市场的繁荣,使得唐廷开始注意到这一重要的社会财富,因而对此抽税以充实国库财政。然而竹税的施行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据《全唐文》收录的《对税千亩竹判》,其中所讨论的焦点为,竹非五谷,对其征税古之未有:“俾其什一而税,均夫播植之家。事虽合权,道恐非古。”[12](P1966)因此两税法虽然得以实行,但社会上依然存在大量的反对之声。税负颇重,地方官府横征暴敛,“城土疏恶,岁输蘘竹为苫具,奸吏旁缘,主为侵取,费与税等”[13](P116),便有官员上书请严禁杂榷:“岭南道擅置竹练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2](P2128)说明虽然在两税法之下,民间竹木资源得以被纳入到征税之列,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苛捐杂税严重影响到了竹林产业的生存发展。因此,从建中元年开始实行的竹税,只过了数年,便在兴元元年(784)“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14](P23)。故而唐代实际上只是开了对竹征税的先例,却并未继续实行下去,而所谓的“竹税”其实就与茶税一样,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苛捐杂税,《续通典》中就有记载:

  杜《典》以榷茶叙于杂税之中,盖唐时茶未盛行故也,考新、旧《唐书·食货志》及《唐会要》诸书,所在榷率之法、增税之令,不过因事立文,杂诸课税之内而已。是茶税虽始于唐末,而实则用茶者尚少,故课榷无几焉。至宋以后,榷茶之制日繁,而岁入之课亦增。[15](P1197)

  这一时期的竹税也当与之类似。现实的社会并未做好接纳竹税的准备,因此有唐一代对于民间竹木资源的管理,仅限于竹税的短暂试行,所谓“在民输税”实际上应在五代乃至宋代以后才真正成为定制。

  总的来说,唐时竹政制度的运行,依然还是以官方竹园司竹监为主要载体;同时民间竹林产业的发展也不可忽视;在晚唐以后,开始为官府所注意。竹税在短暂地实行以后,最终因制度层面的不成熟而遭到废止,但民间层面的竹木市场却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财富势力,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了修蒲津桥的情况:“今造舟为梁,其制甚盛,每岁征竹索价谓之桥脚钱,数至二万。”[16](P326)相较于先前蒲津桥的修缮,此时的竹料来源不再单纯仰赖司竹监的提供,而是紧紧依靠市场,通过每岁征收桥脚钱来征买民间的竹料进行维护,说明这一时期民间竹园的竹材出产已然在公共事务中占得一席之地。可以说有唐一代乃是民间竹林的产业市场逐渐兴盛的时期,其在国家的竹政管理制度中崭露头角,起到配合辅助的职能,形成了官民两套不同的竹木资源管理模式。

  二、竹务与竹监———竹政制度的设计与运行

  随着民营竹园的兴起,竹产业在唐末被纳入到朝廷竹政制度之内,除了昙花一现的竹税以外,又增加了官府耗资收买民间竹园所产竹材的内容,这其实是一种官府对民间采取和买的手段征收竹料资源的形式。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北宋前期。据《宋史》载:“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17](P2265)相较于唐代,北宋官府更为重视对社会资源的管控与调配,于竹政方面最能体现这点的便是竹木务制度的设立。宋廷以三司执掌财政,其下属部门设有负责竹材的抽算征集与调配工作的机构4,谓之“竹木务”,《宋史·职官五》载:“竹木务,掌修诸路水运材植及抽算诸河商贩竹木,以给内外营造之用。”[17](P3919)

  根据《宋会要》记载:“京西抽税竹木务,在汴河上锁东南,掌受陕西水运竹木,南方竹索,及抽算黄、汴、惠民河商贩竹木。……旧有京东、西抽税竹木场,大中祥符四年(1011),并入此务。”太宗淳化四年(993)三月,朝廷诏令三司:“凡运竹木,须具长短、阔厚径寸及竹木名目。”至道三年(998)四月,又下诏:“应纳修河竹篾等,令竹木务别具帐,申三司胄案。”[18](P7258)其运作机制是征收各地竹木材料运抵官府设置的竹木场,由三司相关部门登记在案,再统一进行调配。这一制度还兼顾到对民间市场竹木商贩的竹税抽算,显然是为了加强朝廷对竹木资源的掌控力度,应是唐宋之际竹政发展的一大完善。但是这一竹木务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往的竹料调配,大多是就近取材,如遇大型工程,也是直接调用司竹园的竹材。但竹木务制度设立以后,宋廷利用官府行政手段企图管控全国竹材的调运配置,各地所征集而来的竹材需要运抵相应竹木场进行登记分配,可谓耗时耗力,成效低微。例如:“……并河中府、澶州要缆索竹一百五十万竿,见差人司竹监斫次。今又准三司牒采买上件材木九万三千条有零,亦是分配永兴等十四州收买。”[19](卷7)如此大额的竹材调运,其运输成本之高可以想见。并且由于是中央统一调配,一旦三司调配失计,极易出现征集无度的现象,导致竹材资源的浪费。宋太宗针对此现象特意下诏云:“渭川千亩竹,与千户侯等。闻关右百姓竹园,官中斫伐殆尽,不及往日蕃盛,此盖三司失计度所致。自今官所须竹,量多少采取,厚偿其直,存其竹根,则新竹可望矣。”[18](P9552)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诏令三司完善调配制度;另一方面又于“三年正月,遣内臣往澶州沿河点检竹索。以官费甚多,吏或侵扰为奸,故令阅数裁减之”[18](P9552)。通过节流的方式削减官府征集竹木务的数量,尽可能地降低开销,保障竹材的可持续供给。

  除了节省竹木务的开销,官府还开始以官方的名义销售竹材,将征集竹务多余的竹材流通至市场中,用以增加收入。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月,朝廷下诏:“竹木务每纳凤翔司竹监,除留二年准备修造外,剩数许令出卖。”[18](P7258)六年二月又下诏:“八作司制造竹作家事,收到竹白、竹梢,每斤估钱六分,令货市,充公使之费。”[18](P3794)一方面可能是官府一时间对竹材的需求达到饱和,因增加财政的需要而放松对竹材资源的占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官方控制下的竹木资源与市场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官府开始将多余竹货主动投放市场,并且依据市场交易的手段加以调控竹材。例如天圣六年(1028)五月“三司以京师营缮,材木仰给者众,许商人入竹木受茶以易直”[18](P6799),将竹材与茶叶纳入到交易中,说明朝廷已经很难依靠单一行政手段来有效调控某一类资源配置,而只能无奈地介入到市场交易之中参与竹材的流通。这点在宋代的司竹监的设置演变上也可窥得一二。

  宋代的司竹监不同于唐代,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汉官有司竹长、丞,魏晋河内淇园竹各置司守之官,江左省。后魏有司竹都尉,北齐、后周俱阙。隋有司竹监及丞,唐因之,在京兆鄠、盩厔,怀州河内,今皇朝惟有鄠、盩厔一监属凤翔。”[20](P648)前辈学者多据此推测宋代的司竹监在数量上较唐时减少,认为宋代司竹园于此时遭到一定的废弃5。但事实上这一观点是汉唐以来将司竹监单纯作为一个竹园管理官职的固有认识,忽视了宋代的监还是作为地方经济特区的行政单位,其性质与唐代的司竹监大不相同。

  “监”是宋代独特的一种地方行政单位,据《宋史·职官七》载:“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17](P3983)监作为宋代管理这些经济物产所在地区的行政单位,与县同为一级。故此在《宋会要》中明确记载:“司竹监,宋朝因唐制,于凤翔府盩厔县置监,隶凤翔府。”[18](P9377)区别于唐代司农卿下属的司竹监,到宋代已演变为关中盩厔一带竹林出产地的辖区,是隶属于凤翔府的一个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成为官府在地方专营某一资源的经济特区。故而相比于唐代属官众多的司竹监,在宋代,却并未有司竹监属官的有关记载,而在《宋会要》中载,(仁宗)天圣八年(1030),司竹监监官侯认听“乞从三班借职换簿尉“,即是由知凤翔府出面向朝廷申请[18](P4693),这也符合了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要求。

  神宗朝有大臣张戬,曾担任过凤翔府的司竹监,史书记载:

  (张戬)至,则访其利害,纤悉得之,乃计一夫之役,采梢若干以计其直,请命民纳币与有司,而罢其役。止就河壖为场立价,募民采伐以给用。言于郡守监司,皆不之听。后以御史言于朝廷,行之。竹监岁发旁县夫伐竹,一月罢,君谓无名以使民,乃籍隶监园夫,以日月课伐,以足岁计。[21](卷6)

  由此可知,最先官府对司竹监下辖的竹园监管较为严苛,不仅有劳役之需,还规定了劳役计量标准,其劳动力行为完全被置于国家计划经济手段的控制之下。这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竹林资源采集利用的国家垄断,带有禁榷专营性质的色彩。张戬上书请命,罢除劳役,以河壖为竹木场,根据市场定价,募民采伐,企图将司竹监控制下的官方竹木与劳役直接与商品化市场挂钩。之后官府方才开放对司竹监下辖竹材采伐的管控,允许通过募民采伐的方式替代劳役,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商品经济影响下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这一举措其实反映出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宋代,国家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去控制一片地区的竹木资源的出产,已然不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现实的市场商品化发展,开始促使官府将官方的竹材生产和劳动汇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

  国家对竹木资源的行政管控可能也伴随着中央官制的改革以及北宋国力的衰退而松弛。神宗元丰五年(1082),实行中央官制改革,罢去三司及一切丛杂机构,基本恢复到唐代三省六部的架构,而主要负责竹木务的三司修造案也于此时一并废止,转由将作监负责。然而实际上中央对竹木务的管控已远远不如从前,赵希孟上奏道:

  (徽宗大观二年)窃见备城之具,以篾篱为先。河东素不产竹,止以软木条为之,不经岁月,便成糜烂,难御矢石。今欲乞于怀州、河南府等处根括系官竹园,分作二年,间岁洗斫,令递铺搬运,于泽州置场,专委知、通、职官管勾,先沿边,次次边,挨排拨送遂州作院造篦篱使用。如更不足,即乞行下江南、两浙出产去处根括系官竹,或收买,逐旋官船附带至都下,却令递铺搬送泽州置场处。[18](P9429)

  可知北宋末年,中央的竹木务的征收工作事实上已经废止,只能依靠在州置场的官员管理、拨送,以至于河东备城的竹料都需要前往河南乃至江南的官竹园采买,这反映出随着国力的衰退,朝廷已然无力有效掌控全国的竹务调配,各地方的竹木征收可能也已经处于放任无序的状态。

  而司竹监似乎也在北宋以后发生了一定变化。绍兴十二年(1142),“陕西旧系六路五十州军内,除沙苑监系马监、司竹监系管竹木、太平监系铸钱监,不系州军外……”[18](P5821)《文献通考》云:“如清务隶户部……青石场、采造务、司竹监隶虞部之类。”[22](P1363)虞部为元丰改制后的工部,《两朝国史志》载:“虞部,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凡虞衡之政令皆归三司河渠案,后领于都水监,本司无所掌。元丰改制,员外郎始实行本司事。”[18](P3435)《神宗正史·职官志》又载:“虞部员外郎参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而举行其禁令。若地产茶、盐、矾及金、银、铜、铁、铅、锡,则兴置收采,以其课入归于金部”[18](P3435),“因事立名者,随事所属”[22](P1363);司竹监因掌竹材事务而改隶虞部,重归中央六部,原本作为地方经济特区行政地位的“监”隶属虞部员外郎管辖。这一时期的司竹监重新成为与唐代司竹监类似的一处管理竹园的机构,虽然尚无法证实其职能是否恢复至唐代的水平,但很明显已经丧失了自主经营官竹园的地方权力资格。同时,张戬所改变的劳役采伐商品化的趋势可能也随之中断。

  金代的竹政,据《金史·食货志》载:“京兆府司竹监,管勾一员,从七品,掌薅养竹园采斫之事。司吏一人。监兵百人,给薅养采斫之役。”[23](P1322)其职能还继承了北宋竹木务的官卖成分:“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23](P1110)可见北宋以后的竹政制度在竹木资源的管理方面依然以司竹监为主要载体,但也融合了部分竹木务制度的职能,通过征集调配竹材来提供河防等工程的用竹,同时还兼营竹料交易以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前相比,司竹监与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产出竹材可直接售卖于市场,换言之,官方掌控下的竹园此时已经正式融入到社会市场经济之中。颇具讽刺性的是,北宋前期针对竹木资源管控所设计的竹木务制度与司竹监,在经过摇摆变迁以后,最终还是未能实现其制度设立的初衷,反倒使国家不断丧失对社会竹木资源的掌控力度,甚至于连国有专营的司竹监都纳入了商品化市场之中。

  总的来说,有宋一朝对竹类资源的管理主要呈现出两套不同的体系,分别是资源调配层面的竹木务和生产管理层面的司竹监。竹木务是北宋朝廷为加强对各路州的竹料资源的管理与支配,通过对地方上的竹料征集以及市场竹税的实物抽解,将全国的主要竹材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下,再加以调配售卖。而司竹监发展至宋代,不再是单纯的竹园管理机构,已成为地方重要经济特区的行政单位,其运用劳役等行政手段强力管控辖区内的竹材的产出。此二者所反映的竹政制度体现了朝廷对竹木资源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企图重现其类似榷茶、榷酒归国家专营的地位。但活跃的商品经济在宋代不断冲击着朝廷对竹材的控制力,在相应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伴随着种种问题,以致国家对竹木市场的态度暧昧不明,在垄断与放任间摇摆不定,最终在实行了一段时间后,竹木务趋于废止,而司竹监也丧失了经济特区地位,其竹材的生产劳役也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

  三、竹税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变———竹政制度的定型

  唐代实行两税法,曾短暂地征收过竹材什一税,后因各方面的反对而废止。但对竹征税先例一开,便为后世王朝所沿用。古人云:“言及竹木,肇始于唐之赵赞议税其十之一,宋元承而行,乃有抽税抽分之名。”[24]屈斌认为宋代竹木税的征收呈现出专门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等特点,竹木务场、商税院、市舶司是其主要的税收机构[25]。征收实物的抽分应是宋代竹税的主要形式,前人已有论述,此不再赘叙。但不可忽略的是,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已然出现了货币竹税的征收形式。南宋法律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中有明确记载:“诸州抽税竹木,于十分中留三分备用,余附纲上京,非沿流处,依实直中价卖钱起发”[26](P552),“诸竹木应抽税,而愿以七分依实直纳价钱者,听”[26](P548)。通过一定比例的估值换算,将部分应缴实物以货币的形式代替,业已成为竹木抽税的辅助途径。

  根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年(1077)的部分州竹木税场的税收情况是:

  蜀州青城竹木场:786贯403文;

  蜀州新渠竹木场:1059贯505文2分;

  江州竹木务:520贯938文;

  潭州黄竿场:226贯280文;

  吉州柴竹务:3773贯468文。6

  可知这几处的竹木抽税已有不菲的钱币税收登记,证明北宋时期应已具备较为成熟的以钱币代替实物的竹税征收机制。这应是竹木商品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出现的产物,并且可能也与竹木务制度本身有较大的关系。宋代极其重视物资的转运与调配,为确保国家对竹木资源的掌控,在制度设计上不惜耗损民力财力,也要调运各路竹木场以及司竹监所出产的竹料,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调配社会上的竹木资源。但这一制度的运行显然脱离现实,尤其是地处相对偏远的山区,例如蜀州的竹场,其地难以克服崇山峻岭的限制将大量竹材运抵他处,因此以货币代替实物的方式便应运而生。

  竹子作为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不同于其他类似漆、茶等物产,其在商品化之前是国家军事战备、河防建设的必备材料。这一用途也导致了唐宋以来竹木材料的征收一直是以满足河防、桥梁、城防、军器等需要为主。尤其是河防桥梁的建设维护,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竹材供给,包拯的奏议《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中曾言:“采斫澶州、河中府缆索竹一百五十万三千八百二十竿,见差人司竹监斫次。”[19](卷7)如此巨大的竹材实物硬性需求,往往使得朝廷极为重视对竹材的征收工作,哪怕是每岁耗巨资从民间市场和买,也要优先保障此类工程的维持。因此,竹税的货币化不像茶、漆等经济作物,可以迅速推广普及,至少在宋朝廷的底线上,依然不得不保留了足够比例的竹料实物备用。

  但到元朝,情形却发生了转变,《元史》记载:

  竹之所产虽不一,而腹里之河南、怀孟,陕西之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国初,皆立司竹监掌之,每岁令税课所官以时采斫,定其价为三等,易于民间。至元四年,始命制国用使司印造怀孟等路司竹监竹引一万道,每道取工墨一钱,凡发卖皆给引。至二十二年,罢司竹监,听民自卖输税。明年。又用郭畯言,于卫州复立竹课提举司,凡辉、怀、嵩、洛、京襄、益都、宿、蕲等处竹货皆隶焉。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二十三年,又命陕西竹课提领司,差官于辉、怀办课。二十九年,丞相鄂勒哲言:“怀孟竹课,频年斫伐已损。课无所出,科民以输。宜罢其课,长养数年。”世祖从之。此竹课之兴革可考者也。[27](P2382)

  元初,依然还是沿用过去司竹监管理官竹园的方式征集竹材,但征收的方式已经是通过定价三等,通过民间交易的形式征收竹材的税收。至元四年(1267)更是采用发放买卖许可证的方式收取税收,到了二十二年(1285),又罢去司竹监,任民自卖输税,国家连对竹材贩卖的限制都取消了。后更是扩大征税对象,除竹材外,将市场中流通的二次加工的竹货也一并征税。《元史·食货志》中记载:

  腹里,竹二锭四十两,额外竹一千一百三锭二两二钱。

  江浙省,额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锭二十四两。

  江西省,额外竹木五百九十锭二十三两三钱。

  河南省,竹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万八千六百条,额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锭三十两一钱。[27](P2385)

  这里涉及到额外课税,《续通典》有云:“元制有额外课,其名三十有二,如河泊、山场、房地、租门摊课之,类各路皆有定额,亦有诏弛减,唯竹木课则河南之怀孟,陕西之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立司监掌之。”[15](P1197)因河南地区存在官竹园,除了每岁需要输送一定数额的竹材外,其余地区竹课外加额外课皆为钱币。这就证明了元代已经彻底完成了竹木税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变。

  沿袭了近千年的司竹监制度也于此时退出了历史舞台,《元典章》载:

  竹货依例收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怀孟及其余路分竹货系百姓栽植恒产,因之佥充军站,应当民户差发在前,有司拘禁发买,不惟妨夺生理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能通行,深为未便。仰将各处竹监尽行革罢,听从民便,货卖止依例收税。[28](P971)

  其原因除了官竹园竹林资源的枯竭外,可能还因这一时期民间大量的竹园兴盛,社会工程对于竹材的需求依靠民间出产竹材即可满足。同时还需注意到,竹类的二次加工消耗了大量的竹材,尤其是竹纸产生以后,竹材大多都被转化为各类商品售卖,实物征收已无必要。当然,可能的原因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叙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唐以后的竹政制度主要可分为竹木资源的管控与竹税的征收两大部分。唐代国家对竹木资源的管理仍以司竹监机构为主要载体,同时伴随着民间竹园的兴起,初步形成了官民分治的管理模式,开创了实物竹税征收的先河。至宋代,朝廷为加强对竹材等经济作物资源的掌控与调配,在制度上设计了三司修造案管控全国各路的竹木征收抽算事务,又以“监”的形式计划管控司竹园所在地区的竹木资源产出,企图在制度层面将其转变为国家行政命令控制下的经济资源。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冲击,朝廷对竹木市场的态度摇摆不定,以致竹木务与司竹监制度未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反而使得竹木资源逐渐脱离官府的掌控。

  竹税的抽算征收在宋代除了沿袭唐以来的实物税外,还诞生出按一定比例换算的货币税,一般实行于交通偏远、经济发达的竹林产区。随着民间竹林产业的商品化发展,最终到元代货币竹税完全取代了实物竹税。司竹监的废止则标志着竹木资源彻底摆脱了官府的管控限制,真正融入到市场之中,完成了商品化的蜕变。

  唐宋之际竹政制度的变革发端于唐代两税法的实行,摇摆于宋代竹务与竹监的制度设计,最终定型于元代,体现了竹木资源所有制与使用权和经营权由官向民的转变。通过对这一时期竹政制度演变的研究,可以窥探商品经济化趋势下资源与市场、官府与民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相关专题史研究可能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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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宋)朱熹.伊洛渊源录[M]//(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北京:中国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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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8]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注释

  1可参见温太辉《竹史四考》,载《竹子研究汇刊》1987年第2期;徐泳《黄河流域古竹林名园考略》,载《竹子研究汇刊》2005年第2期;屈斌《宋代竹木税述略》,载《保定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何安顺《唐代竹产业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郭洋辰《宋代的官竹园与司竹监》,载《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
  2其余关于竹材的培植、使用等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暂不做进一步讨论。
  3例如汉代黄河瓠子决口,武帝下令用淇园之竹为楗,倾其所有竹料加以维修黄河堤岸。王维在碑文中有“尽下淇园之竹”的记载,杜甫在《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中亦有“议下淇园之竹”等说法。
  4负责部门主要是三司修造案,《宋史·职官志》载其职掌:“掌京城工作及陶瓦八作、排岸作坊、诸库簿帐勾校及诸州营垒、官廨、桥梁、竹木、簰筏修治之事。”
  5有此认识者当以竺可桢先生为代表,可参见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文中据此证明宋代的气候变寒。
  6数据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五、之十六、之十七。江、潭、吉三州数据见于陈智超的《宋会要辑稿补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第512~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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