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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合同保价条款的成立要件与效力认定
发布时间:2020-04-27

  摘    要: 保价条款不仅是违约责任条款,而且从缔约目的和实际功能来看还具有担保性,后者表现为保价约定既通过事先特殊防范措施保障用户债权的实现,又通过对限赔条款的排除适用使用户方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救济,尤其是其对不可抗力这一法定免责事由的排斥,更表现出其优越于一般担保措施的超强担保力。正是这一性质使保价条款成为快递服务合同的从合同,而从合同在成立判断上的独立性决定了该条款是否成立应依独立合同的成立标准来判断。保价条款的成立既包括通常合同之一般要件,又包括反映其个性特征的某些特殊要件,即前者要求当事人应对保价之必要条款协商一致,并对是否保价做出肯定性勾选;后者要求快递企业依法对保价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且寄件人在缔约时依约支付了保价费。在对保价条款进行效力评判时,应明确评价对象仅限于特定条款范围,属于快递企业自主经营权并作为双方缔约前提的事项,并非保价条款的效力评价对象。对于保价条款中的低保低赔约定,可以根据故意、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之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但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关格式条款的效力规范判定其无效,也不应依据该法中的显失公平规定对其予以撤销。

  关键词: 快递服务合同; 快件损失赔偿; 保价条款; 限额赔偿;

  Abstract: Value insured clause is not only concern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reach of contract,it also has the nature of guarantee,which is demonstrated insured agreement as ex ante special prevention meas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creditor's right,and the exclusion of limited compensation clause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users.In particular,its exclusion of force majeure,which is a legal exemption,shows its superior guarantee power over general guarantee measures. This nature can make value insured clause become the subordinate contract of express service contract;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ubordinate contract determines that if this clause can be held should depend on the tenable standard of the independent con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value insured clause includes not only the normal important document of general contract,but also some special important document that can reflect i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o say,the former requires the partie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necessary terms and m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to insure the value. The latter requires the express enterprise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reminding the value insured clause by law,and the senders pay the fee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When judg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clause,we should clarify that the evaluation object should be limited within certain clause,and it is express enterprises' own operation right an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contract,but not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bject of the value insured clause. As for the agreement of low insurance and low compensation,it is invalid according to the invalid exemption clause of property loss caused by deliberate intent or gross negligence. But it is unreasonable to invalidate it according to invalid standard terms in Contract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revoke it because of the provision of obvious unfairness.

  Keyword: express service contract; parcel damage compensation; value insured clause; limit compensation;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快递业的飞速发展,快递服务合同损失赔偿纠纷呈现上升态势。对于此类纠纷,法院判决快递企业1承担责任的依据有三种,即保价条款约定、限赔条款约定和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其中,保价赔偿、限额赔偿与通常民商事合同之违约责任承担存在显着区别,尤其是保价赔偿,最能体现出快件2损失赔偿的特殊性。但与限额赔偿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不同,学界至今尚未对保价赔偿之理论与实务问题给予充分重视,而保价赔偿在民商事领域的鲜见性与独特性,导致在实践中对其充满困惑,甚至影响了司法裁判的科学性。在此背景下,本文专就快递服务合同保价条款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以回应实践需要,并期待对丰富快递服务合同这一新型无名合同的有关理论认识贡献一己之力。
 

快递合同保价条款的成立要件与效力认定
 

  一、保价条款的担保性

  保价条款是指寄件人与快递企业在快递服务运单中就是否对快件进行保价、如何保价以及保价快件发生损失后如何由快递企业承担赔偿责任所做出的约定。目前,不同快递企业所使用的保价条款内容不尽一致,通常涉及可保价快件的范围条款、保价额申报规则条款、保价金额条款、保价费用条款、可进行保价赔偿的情形条款以及发生快件损失时的赔偿规则条款。由于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就快件损失进行赔偿,因此实践中一般将其定性为违约责任条款;我国《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有关规定,亦肯定了其违约责任条款性质。3需要明确的是,保价条款固然是快递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之一,但与通常违约责任条款不同,该条款还同时具有担保性。

  (一)保价条款担保性的表现

  合同条款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其设立目的及实际功能,有时还须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据此进行分析,除违约责任性质之外,保价条款还具有较强的担保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缔约目的来看,当事人设立保价条款并非首先着眼于如何就快件损失进行赔偿,而是更加立足于对损失的事先防范。出于缔约成本考虑,寄件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进行保价,而是仅于所寄快件价值较高或相当重要时才会做出保价决定。此时其首要的心理动机并非明确损失赔偿问题,而是更为注重借此实现对损失的有效避免——保价条款之设立不仅对快递企业施加了可能承担更重违约责任的心理压力,4而且使其产生了采取特殊安全寄递措施的义务,包括进行专门分拣、安排特殊运递、于中转环节清点验收、确保以按名址面交方式投递以及在寄递环节实行全程监控等。上述义务虽然通常并未被明文记载于运单中,但为防范快件丢失、损毁而对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既是寄件人的必然心理期待,也是其选择保价的首要缔约目的,同时还是快递企业在运费之外另行收取保价费后理应完成的对待给付,因此已构成合同的默示条款。而通过事先积极防范保障用户债权顺利实现,显然使保价条款表现出其担保性。

  第二,除损失防范之外,当事人约定保价条款的另一目的及实际功能是使用户能够就其损失获得更为充分的救济。由快递服务合同特殊性及合同内容的衡平性要求所决定,快递企业通常会在运单中通过格式条款与用户做出限赔约定。5保价条款虽亦为赔偿约定,但系限赔条款已被事先记载于运单中并被作为通常赔偿规则情形下由寄件人另行启动的特别约定。这就意味着,除对快件损失施以积极防范之外,寄件人保价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即以保价约定排除限赔条款之适用,从而能够就快件损失获得更为充分的救济。保价赔偿救济的充分性表现在:按照通常之保价赔偿规则,在等值保价或超额保价时,用户方将能够就其实际损失获得赔偿,而非限额赔偿;在保价额低于快件实际价值构成低保时,虽然仅能按照保价额进行赔偿,但由寄件人对限赔条款弃之不用另行做出保价约定之行为目的所决定,该保价额通常亦会高于限赔约定。而确保用户能够获得较通常违约责任追究更为充分的救济,仍旧体现出保价条款的担保性。

  第三,保价条款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其有效成立将导致对不可抗力这一法定免责事由的排除适用。在通常合同中,若违约行为系由不可抗力造成,则违约方将可就此主张免责。但于保价情形下,即使快件损失系由不可抗力所致,快递企业仍须根据保价约定对用户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得就此主张免责。6这一特征无疑更加强化了保价条款的担保性。

  上述分析表明,保价约定一方面通过事先特殊防范措施保障用户债权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又通过对限赔条款的排除适用使用户方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救济,因此已经具备通常担保措施的担保性;而其对不可抗力这一法定免责事由的排斥,又进一步表现出其优越于一般担保措施的超强担保力。可见,保价约定不仅是违约责任条款,而且还具有担保性,7仅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有失片面。

  (二)对保价条款担保性的认识价值

  关于保价条款的担保性,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认识价值。

  一是有助于明确其从合同地位。保价条款的担保性,表明当事人约定该条款时具有设立担保这一不同于缔结快递服务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异质性合意,从而使该条款具有了法律地位上的相对独立性,并由此构成快递服务合同的从合同——保价担保合同。

  二是有助于明确其成立要件上的独立性。从合同之从属地位,仅指其效力及存续依从于主合同,但在成立与否的判断上仍有其独立性。无论是抵押合同、质押合同还是定金合同,莫不如此。这就意味着,保价担保合同虽因便捷化需要并未订立专门协议,而是假合同条款之形式存在,但其并非随运单条款整体合意之达成而自动进入合同,对其成立与否应进行独立审验,并依独立合同的成立标准判断之。

  在上述认识前提下细考,可以发现保价条款之成立既须满足通常合同之共性要件,又应具备反映其个性特征的某些特殊要件。

  二、保价条款的一般成立要件

  (一)必要条款齐全,或得依其他因素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确立的鼓励交易原则及有关具体规范,8合同成立并不需要当事人对全部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而由交易的确定性所需,亦非对合意内容的要求毫无底线,即合同成立须由当事人对得以认定合意形成的条款即合同之必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应如何界定合同必要条款的范围,保价约定应具备哪些必要条款?

  目前,我国《合同法》并未对合同必要条款做出明确规定。9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实际对通常合同的必要条款进行了归纳,明确其包含三类条款,即当事人约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值得思考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的依据何在,最高院做出此项规定又是基于怎样的分析过程,对此,有关文献并未做出明确阐释。10

  本文认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系对《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科学、系统解读的产物,其分析逻辑如下:第一,在某条款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若无法根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1确定其内容,但得依第62条规定..1、《合同法》其他规定或其他法律规定完成对当事人意志的拟制,..1.11则该条款欠缺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即其仅系合同之非必要条款;第二,并非任何合同条款均可由法律完成拟制;第三,无法进行法律拟制的条款,必须由当事人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否则将因无法履行而影响到合同成立,而这些条款即合同的必要条款;第四,由何主体(当事人)进行交易、欲对何事何物(合同标的)进行交易以及交易主体需要获得与能够承受的权利义务轻重(数量)如何,均系当事人合同自由的底线,法律既不应对其进行拟制,亦无法对其完成拟制,因此必须由当事人自行达成合意,进而构成合同的必要条款。即上述分析的逻辑要旨是,不能由立法实现补缺、仅得依当事人合意方能确定的条款为合同的必要条款,分析结论是当事人约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为通常合同之必要条款。

  由此可见,保价约定如具备了当事人约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即可认定其在内容上具备了成立要件。而快件保价的当事人是能够客观确定的,..1因此仅需标的及数量条款之具备,即可认定保价条款成立。那么,何为其标的条款,何为其数量条款?

  保价标的应指寄件人与快递企业在保价条款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由于寄件人在保价条款中的主要权利内容是根据合同约定就保价数额请求赔偿,快递企业的主要义务内容是根据合同约定就保价数额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保价数额实际即为保价约定之标的。而由于数量条款系指当事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大小、多少及轻重所做出的约定,因此保价数量条款实为确定快递企业应如何对保价数额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即运单中的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即除当事人约款之外,保价必要条款还包括保价金额条款和保价赔偿规则条款。由于保价赔偿规则条款通常由快递企业以格式条款形式事先记载于运单中,而保价金额则由寄件人在快递企业事先声明的最高保价额范围内自行申报,或在快递企业设定的多档固定保价额中进行选择,因此实务中影响保价必要条款齐全性的因素通常仅为寄件人是否对保价金额进行了填写或选择;如未予填写或选择,..1则即使其在运单中表达了保价意愿,..1亦将因必要条款之欠缺而不能认定保价成立。需要明确的是,如寄件人虽未对保价金额进行填写或选择,但能够举证其已实际支付保价费,则仍可结合案涉快递企业所执行的保价费率这一事实因素对保价金额做出推算,从而认定该条款的实际存在。

  (二)寄件人对是否保价做出了肯定性勾选

  关于快件发生损失后如何对用户进行赔偿,快递企业通常会在运单中同时提供两类格式条款,即限赔条款和保价条款,而二者的责任范围迥异,因此不可能最终并存于合同中。从实务中看,由权利义务配置均衡性要求所决定,限制赔偿责任已成为快递行业惯例,限赔条款亦随之成为快递服务合同中的通常格式条款,而保价条款则系寄件人与快递企业就快件损失赔偿所做出的特别约定。这就意味着,保价条款进入合同须依赖于当事人的特别合意——有此合意,保价条款将进入合同,并将限赔条款排除在外;无此合意,则不但保价条款不能成立,而且限赔条款亦将随当事人对运单条款整体合意之达成而自动构成合同内容。..1有鉴于此种“对立”关系,快递企业在将上述两类条款一并记载于运单中时,亦会同时为寄件人提供是否进行保价的勾选项。寄件人只有在“是”与“否”之间做出了肯定性勾选,才意味着其就保价条款向快递企业发出了要约,此时快递企业所为之缔约承诺,方包含了其对寄件人保价意愿的同意。而若寄件人并未进行肯定性勾选,甚至明确做出了否定性勾选,则应认定其并未在限赔格式条款之外另行向快递企业发出保价要约,此时快递企业所为之承诺,仅表明双方就包含限赔条款在内的通常合同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不能认定已经形成保价约定。

  三、保价条款特殊成立要件之一——快递企业依法履行提示义务..1

  (一)快递企业是否应对保价条款履行提示义务

  提示义务是指格式条款提供方在缔约过程中提醒相对人对格式条款的存在及其内容予以注意的义务。在保价条款中,除保价金额条款外,其余均为由快递企业提供的格式条款,但快递企业是否应对这些条款履行提示义务,还应取决于其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范围。

  1. 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2提供方仅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格式条款(以下简称“免责格式条款”)负有提示义务。而保价约定中并非所有事项均涉及免责,因此根据这一规定,快递企业仅须对保价条款中具有免责因素的约定负担提示义务。..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6条第1款已经将经营者对格式条款提示义务的范围予以扩大,..2即从免责条款扩大至所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保价条款既是担保条款,又是违约责任条款,其是否订入合同将直接影响到用户安全寄递快件这一合同主债权能否顺利实现,以及能否就快件损失获得充分赔偿,因此显系与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但由于《消法》规定仅适用于消费合同,因此快递企业是否应对保价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将取决于所涉合同是否为消费合同。

  2017年10月1日,《条例》做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快递业的行政法规生效,其第21条第1款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寄件人填写快递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服务合同条款……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2据此,快递企业应就保价条款对寄件人履行告知义务,而告知义务实际系提示义务的一种具体履行方式。即根据《条例》规定,不论保价条款是否构成《合同法》中的免责条款,亦不论所涉合同是否消费合同,快递企业均应依法对其履行缔约提示义务。

  2. 对相关规定及《条例》适用的评析

  从法理上看,立法规定格式条款提示义务不仅基于此类条款易于产生不公平,而且缘于其单方事先决定性通常会淡化相对人对其内容的关注程度。而对其进行了解之后,相对人实际尚可在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条件下对是否缔约以及与谁缔约行使自由选择权。提示义务的主要立法目的之一,就是消除格式条款使用可能给相对人知情权及缔约自由选择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该义务不应及于全部格式条款,否则不仅有损交易效率,从而与立法肯认格式条款的动因相违背,而且此项义务之泛化亦会以过于看顾相对人利益的方式淡化其主体地位,进而动摇合同行为的市场性。鉴此,《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提示义务的范围进行了限制,但该限定未免过于狭窄——虽然免责条款更加易于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但提供方通过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不公平配置谋求自身利益的倾向,实际已蔓延至所有与相对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几乎可以涵盖《合同法》第12条第1款所列全部主要合同条款,..2而非仅限于免责条款。因此,我国于2013年对《消法》进行修正时,将经营者提示义务的范围扩大至所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从而在消费合同领域实现了立法突破。但由《消法》适用范围的特定性所决定,此项突破显然存在不能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局限性。

  在前述认识基础上,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合同编草案时,又将《消法》突破拓展至所有民商事合同,规定提供方应对包含免责条款在内的所有与相对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义务,..2而不论所涉合同是否消费合同。受此立法导向影响,同时考虑到民法典草案中的上述规定届时通过已无悬念,《条例》制定时在有关规范中提前对其做出了“落实性”规定,明确快递企业一律应对保价条款履行提示义务。这不仅体现了《条例》跟从最新立法方向的敏锐性,而且反映出立法者在我国民事立法体系面临动态调整之特殊背景下对“科学立法”精神的辩证理解和勇于坚持。因此,在民法典生效前,对《条例》规定应予积极贯彻,而不宜机械陷入其与现行《合同法》规定“不一致”之效力层级争论中。

  (二)保价条款提示义务的履行要求

  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履行提示义务应采用“合理方式”,而《合同法解释二》第6条第1款又将该“合理方式”解释为对格式条款做出“特别标识”,即进行“醒目”提示。这实际是最高院结合通常格式条款缔结情况对“合理方式”做出的一般性解释,也是格式条款提示义务的最低履行限度。鉴于“合理方式”含义的较大开放性,同时考虑到快递服务合同缔结上的特殊性,前引《条例》规定在司法解释基础上对快递企业履行提示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特别标识之外,还须履行以下两项特殊提示义务。

  1. 提醒阅读义务

  即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主动提醒用户对包括保价条款在内的运单条款予以阅读的义务。..2该义务规定的现实基础是,受快捷性需求及对合同复杂性认识不足的双重影响,快递服务用户缔约时对运单条款的注意程度往往会明显低于一般格式合同,即使快递企业已经对格式条款做出特别标识,亦往往被其忽略,亦更少进行全面阅读。而信息承载数量的有限性,又造成纸质运单的正面仅会记载当事人缔约时的某些“靠前”考虑因素和“确须”考虑因素,包括保价规则在内的与事后可能承担责任有关的条款,则通常被印制于运单背面。同因,正在日益普及的电子运单一般亦未能将上述条款完整列于合同首页。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加大了用户对包括保价条款在内之运单条款的不知情可能性,而提醒阅读义务之设定,即意在降低此种可能性。

  2. 告知义务

  即在提醒阅读基础上,快递企业还应将保价条款的内容及法律意义以口头方式直接对用户进行逐一告知。其与提醒阅读义务之不同主要在于:

  一是在提示范围上,提醒阅读义务及于全部运单格式条款,而告知义务则主要以保价条款中的保价赔偿规则为告知对象,同时由于该规则与限赔规则“相克相生”,不了解后者亦将无从正确决定是否选择前者,因此对前者内容的告知还应自动延伸至后者以及两者之间在适用上的“非此即彼”关系。

  二是在义务内容上,阅读提示仅系对用户自行研读条款内容所进行的提醒和督促,而告知提示则意在使用户直接了解保价条款的具体内容及法律意义。这就意味着,告知提示并非仅以提醒注意格式条款之存在为目的的一般性提示,而是须完成对条款内容的直接告诉。同时其亦非通常意义之独立于说明义务的狭义提示,..2而是还应确保用户对其法律意义的理解性知悉,因此属于叠加融入了说明义务的广义性提示。

  三是在履行方式上,告知义务须于缔约时以口头方式逐一对用户个别为之,而阅读提示则既可以此种方式完成,也可在运单上用户签名栏之前针对不特定用户事先印制书面提示,或在营业场所的显着位置做出公告性提示。

  由此可见,告知义务不仅在履行标准上超越《合同法解释二》对通常格式条款所做出的一般规定,而且亦系《条例》专门针对保价条款提出的有别于其他运单条款的更高要求,而如此“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因,既在于保价条款的特殊性通常会超出一般用户的知识与经验范围,又在于其担保性和赔偿责任的充分性使该条款位居与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之首。

  四、保价条款特殊成立要件之二——寄件人于缔约时支付保价费

  如保价条款已具备前述成立要件,但寄件人并未支付保价费,或声明由收件人“到付”,那么此时若发生快件损失,是否应由快递企业承担保价赔偿责任?该问题的实质是,保价条款是否以保价费的支付为其特殊成立要件,即保价条款是否具有实践性。

  (一)关于实践性合同之存废

  近年来,主张实践性合同应走向消亡的呼声甚高,理由是其与合意主义相冲突、无存在意义或无价值上的正当性。[1,2,3]反对者则以经济需要说、合同内容说、合同无偿说以及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说肯定其存在价值。[4,5,6,7]对此本文认为,虽然罗马法中实践性合同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法律传统因素,即裸体简约不产生债,而该原则早已被仅有合意即形成债的原则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性合同应走向消亡,因为其于当今社会之存续已经具备了新的现实与法理基础。

  应予指出的是,尽管民法同时确立了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两项基本原则,但仅凭二者之合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能自动导向作为法律追求目标的公平。这是因为,某些合同内外因素的存在与干扰,仍会造成双方利益的不恰当失衡,而现代社会中交易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复杂化更加剧了出现此种失衡的可能性。对此,法律会试图通过特殊的制度介入予以矫正,对实践性合同的肯认即属其例。即当今社会之实践性合同早已脱离其最初的存在土壤,转而化身为利益衡平要求的产物。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表面之成立条件不同,而是“合意”达成之后,法律仍给予前者当事人对约定予以反悔或在履行上根本不受其约束的可能性。这种可自由反悔又无须付出任意撤销之程序代价的“特权”显然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仅存在于某些包含利益失衡因素并可借此实现失衡矫正的个别合同即实践性合同中。..2在这些合同中,既存的利益失衡方即使于“合意”达成后仍有继续斟酌是否最终缔约的机会,而未来可能的失衡方亦可于特定交付行为尚未完成时免受合同履行力约束,以避免陷于损失难以挽回之境地。由此可见,只要现实生活中利益先天失衡的合同类型不会消失,只要合同法中的衡平观念仍须恪守,就无法否认实践性合同的存在价值。

  认为实践性合同与合意主义相冲突的观点亦不能成立,原因是其既忽略了合同特殊性的存在,又是对合意理解的刻板化。这是因为,现代民法将明示方式作为意思表示的一般形式,但亦同时认可默示方式为其特殊形态。在实践性合同缔结过程中,当事人以口头或书面之明示方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仅表明双方合意的初步达成,而特定交付行为之默示意思表示的完成,才意味着该合意的最终确定。即实践性合同之缔结仍在遵循合意主义,只是其达成合意的认定标准与诺成性合同仅需明示之意思表示不同。甚至可以说,默示因素的叠加,使实践性合同对合意的追求更加笃定。

  由是观之,实践性合同于当今社会之存续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因而不但应为立法所继续肯认,而且相关司法审判亦应注意免受消亡论的不良影响,对符合条件的无名合同,应果断肯认其实践性合同性质。

  (二)保价条款的实践性分析

  对有名合同而言,其是否具有实践性可根据立法是否将特定交付行为规定为其特殊成立要件做出判断。但快递服务合同目前在我国尚属无名合同,有关立法亦未就其保价条款做出完备规范,因此快件保价条款是否具有实践性,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判断依据。那么,是否应在司法审判中认可其实践性,不妨分两种方案假设之。

  一是假设其为诺成性,即保价条款无须支付保价费即可成立。可以想见,在诚信缺失背景下,快递企业此时将极有可能面临用户的相机行事:如发生快件损失,其将为避免遭遇抗辩而支付保价费,并就此主张保价赔偿;但若快件安全送达,则拒绝履行支付保价费义务。而后一情形下,快递企业实际已于寄递过程中依约对快件采取了特殊运递及管理措施,但相对数额并不可观的保价费而言,较高的诉讼成本将会使快递企业陷于是否以诉讼方式维权之两难境地。即该方案虽能确保用户方利益,但易于造成快递企业合法权益遭受不当损害,因而显不足取。

  另一假设则是认可保价条款的实践性,即认可其成立条件还包括寄件人应在订立合同时支付保价费。此举显然能够避免前述不诚信用户的投机行为,从而使双方权益得到均衡维护。唯如此,快递企业方能对积极履行保价义务树立信心,用户方亦将在快递企业正当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成为最终受益者。

  有鉴于此,如快递服务合同能够于将来实现有名化,则应在立法中明确其保价条款的实践性,以避免实务中的模糊与争议,..2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消极社会效果;而在当前缺乏明确立法情况下,则应在相关司法审判中肯定其实践性,并通过确立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这一裁判导向。

  五、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

  关于保价条款的效力认定,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保价条款效力认定应对哪些事项进行审查;二是对约定低保低赔的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可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

  (一)保价条款效力认定时的审查事项

  如前所述,保价条款并非单一条款,而是由可保价快件的范围、保价申报规则、保价金额、保价费用、可进行保价赔偿的情形以及发生快件损失时的赔偿规则等诸项条款所共同构成。应予指出的是,判断保价条款效力时并非须对上述全部内容进行审查,而是仅得就特定事项予以评价。

  众所周知,合同效力是对一个已经成立的合同所进行的法律评价,评价标准之一是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目前,学界对合同内容合法性判定的讨论颇多,但研究重点往往是如何对合法性进行认定,而对作为合法性审查对象的合同内容之范围则表现出一种不应有的忽略。事实上,合同内容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均被理解为合同中所包含的全部事项,而是仅指双方决定缔约后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交易条件;作为缔约前提或被列为双方开始磋商的前置性条件,则即使被记载于合同中,亦非真正意义上的合同内容。这是因为,合同内容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进行交易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而作为磋商前置性条件的事项仅为当事人事先对其有能力缔约的范围或愿意缔约的前提所做出的单方声明,其实质是市场主体结合自身情况对其经营自主权的运用,而非双方之合意内容。..3

  就快递服务合同中的保价条款而言,快递企业意欲对哪些快件提供保价服务、是否对保价设定最高限额、最高限额如何以及对用户申报的保价额实行申报时审核还是理赔时审核等事项,均系其基于自身风险负担能力和企业经营策略对法律所赋予的经营自主权的运用。上述事项执行与否并不依赖于双方合意,亦不属于作为合意结果的合同内容,因此并非合同效力的评价对象,即在快件损失赔偿纠纷中不应对其启动效力审查。..1而保价金额条款、保价费用条款和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则因具有明确的对待给付性而溢出了当事人单方决定权的范围,其能否对双方构成约束,须取决于双方是否就此达成合意而构成合同内容。即在保价条款中,保价金额、保价费用和保价赔偿规则条款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合同内容,只有这些条款方能成为合同效力的评价对象。

  (二)对于约定低保低赔的保价赔偿规则条款,能否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否定其效力

  从实务中看,当事人对保价条款最易发生效力争议的事项往往是保价赔偿规则中的低保低赔约定,而决定双方胜负的焦点,通常是能否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对其效力予以否定。

  1. 是否可适用故意、重大过失造成损失时免责条款无效的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

  目前,保价赔偿规则条款的内容已形成行业惯例,即发生快件损失时,由快递企业按照保价额对用户承担赔偿责任,但保价额高于实际损失时,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保价额低于实际损失时,按照保价额赔偿。..2其要义在于明确快递企业仅对与保价额相当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申明若保价额低于实际损失(低保),则将仅依保价额对用户进行赔偿(低赔)。这意味着在低保情形下,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将构成部分免责之免责条款。那么,此时若快递企业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用户能否根据《合同法》第53条第2项规定主张其无效?..3

  对此,快递企业通常持否定意见,理由是:与一般免责条款由自身内容直接决定其免责性不同,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实际并不具有当然免责性,且其主旨就是允诺用户对其与保价额相当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并以此倡导等额保价。是用户不愿支付更多保价费并抱有侥幸心理而自行选择低保的行为,方使其“沦为”事实上的免责条款。既然条款本意并未追求免除快递企业自身责任,是用户方自己的选择致其陷于免责,用户方就应自觉接受这一结果,而非借口效力问题出尔反尔。

  快递企业上述反对理由并不能够成立,在其对损失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用户完全有权依据《合同法》第53条第2项规定主张其无效。理由是:虽然低保低赔条款确系因用户自己的选择而启用,但《合同法》并未对第53条第2项之适用范围做出限定,即无论免责条款的生成或启用系基于致损方原因还是损失方原因,其效力认定均应适用这一规定。这是因为,效力判断本身就是对当事人已经自愿接受的事项所进行的法律评判,即便受损方当初自愿接受甚至主动提出的合同条款亦需接受此种评判;而反对将重大过错者置于责任承担之外,亦为各国民法之共同价值观,因此在快递企业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时,自行选择了低保的用户根据前述《合同法》规定主张构成免责的保价赔偿规则条款无效,仍应得到肯定与支持。而快递企业反对观点之实质,显然是模糊了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的区别。

  2. 是否可适用与公平性评价有关的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定。一是《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方免除其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3对于此项规定,可结合《合同法》第39条第1款中格式条款提供方应遵守公平拟约义务之规定,将其限缩解释为“违反公平原则的免责格式条款无效”。..3二是《合同法》第54条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3那么,能否根据前一规定认定约定低保低赔的保价赔偿规则条款无效,或者依据后一规定认定该条款显失公平,并对其予以撤销?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定均不得作为否定低保低赔条款效力的依据,原因如下:

  首先,低保低赔并未违反公平。这是因为,公平与否不能孤立视用户实际损失能否得到完全赔偿而定,而是应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的整体配置进行综合衡量。快递服务合同之所以将限制赔偿责任作为通常责任承担规则,是因为快递企业所收取的运费仅由快件重量、运递里程和用户时限要求所决定,对快件自身的实际价值则并未予以考虑。即与买卖合同不同,快递企业在快递服务合同中并未依快件价值大小收取相应酬劳,因此在损失发生时由其对快件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显属权责不符。尤其是在我国快递市场长期普遍执行低费率..3背景下,此种追责更会将快递企业置于不公平境地。即快递业中的限制赔偿责任不仅未违反公平,而且恰恰是与其资费制度相匹配的一种公平设计。当然,用户就实际损失获得赔偿的愿望亦非不能实现,但应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设计,以在当事人之间建立新的利益平衡。保价制度即为上述需求的产物——用户以在运费之外根据其保价数额另行支付相应保价费的方式,使快递企业所获收益与快件价值发生关联,并使其就与保价额相当之实际损失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获得相应补偿。而在保价制度之新的平衡机制下,若用户并未进行足额保价和支付相应保价费,却要求快递企业对高于保价额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反而难以谓之公平;而在低保时予以低赔,方能体现权责配置的均衡性。

  其次,低保低赔约定亦不具备适用公平原则进行效力评价的前提。原因在于,前已述明,快递企业提供保价赔偿规则条款并非意在追求对自身的免责,而是引导、鼓励用户通过等值保价取得就实际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在完全可以选择等值保价情形下,用户方却置条款倡导及对低保后果的提示于不顾,仅出于减少付费和侥幸心理而自行选择低保,显然是其在对自身权益进行充分权衡后所做出的更符合其意愿和需要的自由决定,而非无可选择情形下对具有绝对免责性之格式条款的被动接受。而由合同法中所确立的价值位阶所决定,合同自由原则之适用应优先于公平原则,即只要前者得到充分贯彻,则无后者之适用余地。因此,只要能够确认选择低保系用户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包括立法者、裁判者在内的任何第三人,均无权对其自由选择所产生结果是否公平进行评价或干预,亦无由因此而否定低保低赔条款的效力,否则不仅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践踏,更会造成对不诚信行为的纵容。

  参考文献

  [1]郭锡昆.践成合同研究:一个现代民法立场的追问[M]//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5-90.
  [2]王洪.要物合同的存与废——兼论我国《民法典》的立法抉择[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40-44.
  [3]郑永宽.要物合同之存在现状及其价值反思[J].现代法学,2009(1):53.
  [4]《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14,580,584,602.
  [5]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4-45.
  [6]林国民.民法十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00-102.
  [7]张力.实践性合同的诺成化变迁及其解释[J].学术论坛,2007(9):140-141.

  注释

  1本文所称快递企业,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中所称“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即既包括非邮政快递企业,也包括邮政企业中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2本文所称快件,既包括《邮政法》中所称快递企业寄递的快件,也包括邮政企业以快递方式寄递的邮件。
  3《条例》于2018年2月7日由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201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第27条第1款规定:“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这一规定表明,《条例》已将保价条款认可为确定快递企业如何对用户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之一。
  4此说是因为,非保价快件损失赔偿的一般规则是限制赔偿责任,而保价赔偿通常会重于非保价快件的限制赔偿责任,详见后文。
  5关于快件限赔约定的衡平性,详见后文分析。
  6关于保价快件不得因不可抗力免责,目前我国立法尚未做出专门规定,但《邮政法》第48条规定:“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给据邮件损失,邮政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但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保价的给据邮件的损失除外;……”即发生不可抗力时邮政企业不得就保价邮件主张免责。此种规定实际系国际社会邮政立法之通例。此外,我国国家标准《快递服务第3部分:服务环节》(GB/T 27917.3-2011)中亦明确,不可抗力造成损失时快递企业不得就保价快件主张免责(参见其附录A.2规定)。
  7保价条款性质的双重性与定金条款相似,但与定金担保属于典型担保措施不同的是,保价担保目前尚未在我国立法中得到较为完备的规范。
  8这些具体规范包括《合同法》第12条规定、第61条规定、第62条规定等。
  9应予明确的是,《合同法》第12条并非系对合同必要条款所做出的规定,而是在条款内容方面为通常合同之订立提供了完备性示范。值得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延续了上述规定,而并未专门对合同必要条款做出明确规定。
  10关于最高院在司法解释中做出上述规定的依据,有关文献仅笼统指出系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参考借鉴各国关于合同必要条款的规定、总结我国审判实践经验以及广泛的调研。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1该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12该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13《合同法》其他规定例见第八章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
  14其他法律规定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定。
  15通常情况下,保价约定的当事人为寄件人和收寄快件的快递企业。从理论上讲,寄件人以外的第三人亦可替代前者成为保价人,但由快递服务合同的快捷性、便捷性需要以及快件价值通常较为低廉之实际情况所决定,实践中由寄件人自身作为保价人的情形更为普遍。
  16从实务中看,寄件人表达了保价意愿但未对保价金额进行填写的原因,既可能是其缔约疏忽,也可能是其欲进行保价的金额未能获得快递企业认可。
  17寄件人表达保价意愿的方式通常为在运单中对是否保价的选项做出肯定性勾选,详见后文。
  18此处之“自动”构成合同内容,仅指当事人不必在整体合意之外另行就限赔条款达成专门合意,而并不意味着限赔条款进入合同不需要快递企业依法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19之所以将提示义务列为特殊缔约义务,是因为该义务仅存在于作为特殊合同现象的格式条款缔结过程中。而关于该义务履行之法律意义,目前无论是学界力说还是以民法典(草案)为代表的最新立法,均已认可其系格式条款构成合同内容的条件即格式条款成立要件,而非效力要件。另需说明的是,在用户方有要求时,与提示义务具有同等功能的说明义务亦构成保价条款之特殊成立要件,但由于其并无区别于其他格式条款说明义务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不做讨论。
  20该条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21从实务中看,保价条款中涉及免责因素的条款仅为保价赔偿规则条款,详见后文。
  22该条款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着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23其中的“保价规则”即本文所称保价条款。
  24《合同法》第12条第1款所列主要合同条款包括:当事人条款、标的条款、数量条款、质量条款、价款或者报酬条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解决争议的方法条款。
  25该规定是立法吸收学界主流学说的产物,在民法典合同编最初的学者建议稿中即已成型。至笔者结束本文写作时,合同编草案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过三次审议(分别为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审议、2018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合同编草案的审议、2019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包括合同编在内的民法典草案的审议),但历次审议均未就这一规定做出修改。
  26根据前引《条例》规定,提醒阅读义务的适用范围系全部运单条款,即包括保价条款,但不限于保价条款。
  27依学者共识及对《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的通常解释,格式条款提供方的缔约义务包括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即说明义务一般被理解为区别于提示义务的一种独立义务。
  28这些特定因素以合同的无偿性为代表,但无偿性既非必然导致合同的实践性,亦非导致合同实践性的唯一因素,因此无偿性并不与合同的实践性完全对应。前者以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赠与合同为例,后者以客运合同为例。但不管具体合同中的特定因素为何,导致合同被实践化的“公因素”应为双方地位或利益上的某种失衡。
  29在得到立法明确之前,快递企业可将保价条款须支付保价费方能成立醒目印制于运单中。
  30尽管作为自主性事项的缔约前提与作为合意事项的合同内容有时确实难以找到非常明确的分野,但这并不构成忽略对二者进行区分的理由。
  31从实务中看,最易于被误判为合同效力评价对象的是运单中的最高额保价“条款”。
  32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不同快递企业运单中对保价赔偿规则条款的文字描述不尽一致。有的直接规定按照保价金额赔偿,有的规定按照快件实际价值在保价限额内进行赔偿。前者例见韵达速递运单条款,后者例见百世快递运单条款。实际上,由于快递企业通常会在运单中申明用户应如实申报快件价值,因此进行体系性解释的结果是两种赔偿规则的实质性含义相同。另需说明的是,为行文方便,本文对保价赔偿规则内容的研究和描述仅限于全损情形。由于实务中快件发生部分损失时通常会执行比例原则,因此后者的赔偿原理实际与全损时相同。
  33该规定为:“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34《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35对于该规定之立法不足,学界已有共识。在民法典通过和生效之前,对该法律漏洞实际可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予以弥补。
  36该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37我国快递服务费用低廉为社会所公认,主要原因是快递服务里程长、时效性强,且环节众多、过程复杂,而快递企业所承担的义务之重和风险之高与快递市场长期执行的低价政策并不匹配,这就造成快递企业即使依赖规模经营亦长期处于微利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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