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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音乐思想探析
发布时间:2020-05-23

  摘    要: 本文从《左传》入手,重点论述了其中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首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与地位作了简要概括,强调中国古代礼乐一体、礼乐并重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音乐与诗歌、舞蹈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通过对《论语》中孔子有关音乐的论述进行分析,将其音乐思想的核心总结为“仁”“和”“善”,这些思想又在《左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左传》音乐思想的主要特点体现为教化作用、等级观念、中和思想三个方面。从教化作用来讲,音乐在人的德行、礼仪、仁爱的建构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音乐的教化作用在于稳固德行、安抚邦国;《左传》中音乐思想还表现为严格的等级观念,绝不允许僭越,有强烈的宗法色彩等特点。中和思想的深刻内涵就在于世事应和音乐一样有所节制,而中和之美是音乐弥久不衰的主题。

  关键词: 《左传》; 《论语》; 三位一体; 教化作用; 等级观念; 中和之美;

  一、中国音乐的起源与地位

  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换言之,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艺术,这已成不争的事实,音乐艺术也不例外。据史书记载,早在半信史时代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音乐。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与自然的斗争中模仿自然界的各种音响,模仿各种动物的鸣叫,随之出现了最初的劳动号子,这是以原始的形式表达人们的内心感受。早期的音乐有黄帝时期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大韶》、夏的《大夏》、商的《大濩》,这些作品传到周代称为“六乐”,用以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早期的音乐主要是用在祭祀中,功能是渲染气氛。早期的祭祀官,既负责祭祀之事又掌管音乐,使音乐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原始人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极其有限,对于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灾害无法进行科学的解释,对自然存在惶恐敬畏的心态,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图腾崇拜。这种崇拜通过虔诚的心理来表达,而音乐成为了表示这种心理的重要手段。
 

《左传》中的音乐思想探析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到了西周时期,音乐的基础渐趋稳定。相传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并重,其目的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礼乐成为西周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礼乐一体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天下的重要原则。“礼乐一体”原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秦汉乃至元明清时期,“礼”和“乐”处于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乐”一直被儒家视作道德感化和政治教化的必要手段。《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译文:《诗》可以激发我的善恶感,礼可以使我立身于社会,音乐可以使我完善修养)。这一论述肯定了音乐对人们修身立德的作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礼乐一体的原则贯穿始终,音乐的教化作用从未消减。

  二、中国音乐的组成和特点

  中国音乐和诗歌、舞蹈三者密不可分。从《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乐舞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国音乐虽然和诗歌、舞蹈密不可分,但诗是主导。没有诗,就没有音乐,也就没有舞蹈。孔子在《论语》中教导他的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的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音乐和舞蹈的教化作用是和诗一脉相承的。中国音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出“仁”“善”“和”,中和之气成为中国音乐的整体特点,这也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高度契合。

  三、《论语》中对音乐美的论述

  《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这里,孔子从欣赏音乐的角度来欣赏《关雎》一诗,认为《关雎》的内容快乐而适当,情调悲哀而不过分伤感,旨在说明中和之意,这也可以看作孔子音乐论中“和”的思想。关于“和”的思想,《论语》中还有体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这是孔子给鲁国的乐官讲解演奏音乐的道理时所讲的话。其大意是:音乐是可以揭示事理的,当开始演奏时,音律是相合的;等到继续展开,纯熟合谐,节奏分明清晰,连绵不绝,首尾照应,然后完成曲调的演奏。孔子这段话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凸显音乐的和谐之美。合奏如果没有和谐之美,那就会杂乱无章,同时他还强调“人和”。孔子听到《韶》(舜时的乐曲名)之后,对其大加赞赏,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尽美矣,又尽善也。”当听到《武》之后,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也就是说,《武》仅达到了尽美的程度,但还没有完全达到“善”的程度。孔子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舜有天下,是尧禅让的。禅让是一种和平过渡权力的方式。而周武王拥有天下,是通过武力征讨得来的,其中不免流血,这与孔子提倡的“仁”的观念是相悖的。因此,孔子对这两首乐曲的评价出现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孔子听《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沉浸在《韶》乐的美妙意境中。足见孔子对音乐中“仁”“和”思想的推崇。

  由此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关于音乐的论述都是围绕着儒家的礼乐思想来阐发的,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和”“善”,而这些思想又在《左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左传》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

  音乐发展到西周,已形成完整的体系。音乐体系已被定型化、法定化了,音乐上升到与礼同尊的地位,有礼必乐,乐附于礼,无乐不成礼。乐无处不在,诸如君臣的宴饮、接待、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乐。儒家学说认为,乐能通人伦(人伦与政治密切相关,例如三纲五常)、通人情,因此,通过辨析音乐、鉴赏音乐可以推知政治之得失。任何音乐都是相应时代的产物,都要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诉诸人的情感而生发的产物,音乐与人的内心情感息息相通,并且不同阶级对音乐的认识是不完全相同的。东汉郑玄在评价音乐的教化作用时说:“听乐而知政之得失,则能正君臣物之理。”这一论述明确阐述了音乐同政治的紧密关系。音乐情调的高雅和内容健康与否完全由政治这面镜子来鉴别。先秦音乐主要以钟鼓为主,有所谓的“雅乐”和“俗乐”“正声”和“淫声”之分。这是儒家对音乐的分类标准。儒家从他们的世界观出发,看重雅乐(正声),排斥俗乐(淫声),使雅乐和俗乐在阶级、鉴赏情趣方面分化明显。雅乐是统治阶级(贵族)所独有的艺术,是神圣庄严的象征,且有助于教化。俗乐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在当时的贵族阶级看来是通俗的、带有低级趣味的、有伤风化的。显然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封建统治者极力排斥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鄙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在音乐鉴赏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观点。事实上,音乐的教化作用、审美作用完全是由其健康的内容来决定的。只要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去矫饰之情就应该视作优秀的艺术作品,就可以起到感化人心的作用,而音乐的表现形式就成为次要因素了,雅俗共赏才是音乐艺术的中和之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地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思想自然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所主张的音乐理念就成为统治阶级知礼识乐的唯一标准。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象箫》《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陬》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陬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这段话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齐、晋、郑、卫诸国访问,先到鲁国,看到鲁国的政治不合自己的心意,请求观看和聆听音乐,以此来讽喻鲁襄公。季札着眼于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教化,以儒家的中和思想为核心,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他先后对上述这几个国家的音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在观看、聆听周朝的舞蹈和音乐时大加赞赏,对《周南》《召南》《鄘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分别予以高度评价,盛赞周王室的政治功德和仁德之心。但对《郑风》进行了批评,因为郑国的音乐十分琐碎,暗喻对百姓施加了太多清规戒律,属于亡国之音。随后,吴国公子季札又对《象箫》《南龠》《大武》《大夏》进行了高度评价,分别说明了周王室的兴盛和大禹的丰功伟绩。综上,季札音乐论的核心是中和思想。君王要以仁爱之心、为善之举、中和之行来治理天下,才能最终达到君民合和之目的。

  五、《左传》音乐思想的等级观念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据记载,《桑林》是殷天子的乐名,是用来敬神的舞曲,不能随便使用。宋平公却在楚丘宴飨诸侯,请求用这种乐曲来娱乐,遭到了荀罃拒绝。他认为宋平公的这个举动是不合理的,由此可以看出音乐的等级特点非常明显。

  如《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这段话反映了祭祀仲子的庙中演奏的音乐。在上古,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在祭祀、接见宾客等方面拥有的乐队、编排和人数都有严格限制和明显差别。天子的乐队排成四面,舞队八人一行,共计八行(八佾);诸侯用六行,卿大夫用四行,士用两行。这些规定是不能僭越的。

  如果把名位、礼器随便赏赐给那些身份与之不相符的人,就等于将政权交出去一样。政权丧失了,国家就跟着灭亡了,那就无法挽回了。由此看来,孔子的等级观念是非常明确的,音乐及所使用的乐器、马车的装饰都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允许僭越。

  六、《左传》的音乐中和思想

  《左传》的音乐中和思想,仍然体现出“仁”“善”“和”等特征,它调节着人伦和社会教化,表达了人们对祥和安宁社会的向往,这与动荡的春秋政治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春秋时代的各个统治阶级特别重视政治、外交、军事、祭祀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音乐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贯穿于这些领域,可以说无处不在。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总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这段话是周天子准备铸造无射大钟,他的乐官泠州鸠对音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的乐器发音不能过于宽大,要恰到好处;细小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宜过于细小,适中即可。钟声宽大,天子的内心便无法忍受;声音过于细小,天子也难以接受。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音乐中和之美的重要性。

  《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晋平公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给他看病。医和以音乐五音之和谐作喻,来比六气之和谐。五音相和,悦耳动听;六气相和,身体健康。反之,如果五音杂乱,则令人不适;六气不和,乃生疾病,这就是说,医道同于乐理。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就有五声的节奏。快慢强弱等变化互相调节,声音和谐后就会慢慢降下来,五声下降停止以后就不允许继续弹了。如果此时再弹就会出现繁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烦意乱、心躁耳塞,导致忘记平正和谐,因此君子是不听这样的音乐的。世间之事和音乐同理,都有节制。一旦过度就应该罢止,否则将会招致灾祸。

  七、结语

  《左传》中的音乐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体现的中和思想是音乐的精髓。在春秋时代广泛运用在政治、军事、外交、君臣宴饮、祭祀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音乐和礼制并重,共同构成了统治阶级完备的礼法制度,这正与中庸之道高度契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论述高度概括了天命、人性的“合和”之美,彰显了去除外界的诱惑和自身的私欲,充实天生的善性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左传》中有关音乐方面的记载和论述与儒家的中和之美、中庸之道是高度契合的。中国古典音乐的精髓始终蕴含着仁、爱、善、和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的阶级、等级观念和社会教化功能都是围绕中和之美而展开的。各个阶层在使用音乐、欣赏音乐时要严格恪守本分,不得僭越,充分体现出礼乐一体、礼乐并重的原则。在孔子看来,礼乐合和,天下大兴;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把音乐的中和之美发挥到极致。诗言志,乐移情、律和声,永远是艺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参考文献

  [1]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4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2]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
  [3] 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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